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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忆太雷同志
罗章龙
我与张太雷(春木)的交谊,从五四运动前至广州起义(1918-1927)前后达十年之久。他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智勇兼全的战斗同志。又是我直谅多闻的益友。
太雷同志领导广州起义,英勇殉国,距今已五十五个年头了。缅怀先烈,我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略抒所感,以志纪念。
我们初期来往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他是北洋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与于方舟同来北京大学联系有关学生会的工作。我们初次见面,略事寒暄后,他就说:“我们是乡亲。”我很诧异,他说:“我居江苏,应是江东子弟,你家住洞庭湖南,地属南楚。我们确是‘三楚’(即东楚、西楚与南楚)乡亲。”太雷器宇轩昂,言谈慷慨,而且很有风趣。他对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种种倒行逆施,深表义愤。对于青年和学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也表现得极为热心。这次虽属初见,印象极深。以后,我也常到天津,多次和他会晤、商榷工作。
北京大学教师中有位俄人教师柏烈伟,教授俄语并研究中国文学,是一位汉学家,与我有交往,从柏那里得知一些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文献资料。太雷来北大时,流露对十月革命的兴趣,我与他均经常与柏烈伟见面。这期间,我们同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那时在北京的华俄通讯社(即塔斯社)招聘一些学生任工作人员,太雷也就欣然应征。后来渐渐地,他与苏联有了较多的接触,从思想上益加坚定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太雷曾在天津创办过劳动报(来报),从当地英文泰晤士报上译取报道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工厂如何剥削工人的消息,以及工人罢工斗争新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这都是他早期的革命实践,在天津方面他所做的工作比别人要早。
一九二0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成立期间,太雷与天津一部分同学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率先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党成立后,太雷也早就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经常往来于京津、上海与日本之间。
一九二三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牺牲很大,外面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罢工有种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也成为党的“三大”会议中争论的议题。但是太雷对“二七”罢工的意义认识很明确。他力斥那些错误的说法。后来还为文阐述“二七”的意义,指出:“二七运动最先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争人民的自由,京汉铁路工人是先锋”,“二七运动开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等,态度鲜明,评价确切。在“三大”会上,他也就是这样对革命史实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明智论断。
我在上海三届中央工作时,与太雷共事较久。太雷时任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常在中央局机关开会。他喜在会前、会间和会后漫谈,上下古今均属谈话题材。特别是在评论时事、月旦人物方面,他更是议论风生。王熙春(三大中央工作人员)为作记录,整理后往往即成文章初稿。那时我们二人都参加了《向导》编委会。在编委会中,他主要分任撰写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他说:《向导》文字不一定每篇都好、无懈可击,但总的说来,对革命是一往无前的,有开创精神,如同弧光灯塔,明灭在惊涛骇浪中,起着导航作用。太雷在编辑工作中要求严格。尝说:“我们要不时地检查《向导》发表的文章,收集读者批评意见,注意群众反应和影响,真正起到导航作用,切不可漫不经意。”我们二人分别负责的稿件总是相互校阅。当时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等笔名在《向导》发表文章,我们如发现有不当时,立即提出,商得作者同意援笔改正。他说:“国际代表对中国的事情,总不免有些隔阂,我们对他们的文章,更应好好帮助。”《向导》编委会每期定稿编毕后,他总是反复研究,从内容至文字不断改易稿件,不厌其详。为此,常有延期交付排印之事。他说:“一文既出,驷马难追,不得不慎重立言。”他在《向导》编委会中除了写文章外,还作了许多翻译校订的工作。那时我们还设有一个资料室,订了许多外文报刊杂志,他负责英文,我负责德文部分,共同整理,登记卡片,做索引等项繁琐工作。
太雷对于中西史籍,涉猎颇广。尝云:“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史观,就非熟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不可。”他读威尔斯所著《世界史》,对我说:“威氏著史,颇多偏见,欲正其误,便需要另写一部世界史与之抗衡。”但终由于大家没有时间,无法去做,引为憾事。
太雷所写的政论文章,逻辑性严谨,政治性很强,思考成熟才下笔,其文章中也常带有讽刺幽默意味,如在《向导》三十期上著文,把黎元洪说成“黎菩萨”,把曹锟说做“保定的猴子”,又在《向导》上写短文,以乞丐的口吻讽刺洋行买办为“刚八度”(Comprador)等等,极富趣味,不一而足!
大革命时期我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这是当时国共两党极重大的决策。太雷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卓有成就,是非常出色的。
自一九二一年起,太雷同马林到桂林参加孙马会谈,以后又在上海、广州、莫斯科、武汉等地工作,都与国共合作政策有关。他曾多次将其亲历体验向我详谈。
据他说:当初孙中山本人对国共合作并无确定的信念,同时国民党内部和他左右意见也很分歧,其中国民党右派人士更多猜忌,两党合作的阻力是存在的,因此孙中山初次对马林谈话,心理上亦多所顾虑。
其次,当时国民党是中国革命阵营的第一大党,他的历史和影响也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左右均以革命正统自居,对于其它国内政党,是不大看重的,这就造成两党合作的一定障碍。
太雷理解到上述情况,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的机会,向孙中山及左派人士做了不少的解释工作。当时国际代表站在客卿地位,有时不便直言无隐,太雷便从旁加以协助,尽力宣传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力日臻强盛,实为世界革命阵营惟一可靠的盟邦。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革命政策的实质与工农新兴力量抬头,也是史无前例极堪信赖的新因素。这些因势利导的进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经过两党努力,终于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太雷适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是分批前往莫斯科的。我初次到苏联,满以为住宿找人均不成问题,哪知车到莫斯科站后顿感人地生疏,茫然不知所措,等旅客大多已出站或由人接走后,我未免有些心急。车站服务员见我独自留在站台,无人来接,就问我是到什么地方去的。我告她去Kommital,她说:“你应该在车到明斯克时发电报通知他们,这样才会有人来接。”当时天色尚早,还未上班。又问我有无熟人,我这时想起了太雷,但又不知他的住址。服务员建议我找《真理报》中国部询问,他们消息灵通。她为我拨了《真理报》的电话,找到中国部。对方问我找谁,我说找T.L.Chang。正巧太雷那天留宿在那里。他接电话后,怪我没有早点电告他,并连说不要急,他马上来车站接我。莫斯科车站很广大,但太雷很快找到了我。最后我们一同被安排住在莫斯科的Luxe旅馆,Luxe是法文,意指“豪华”的意思,是当时莫斯科最大的宾馆。
太雷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担负很繁重的工作,他精神充沛,毅力惊人,工作有条不紊,深得守常的赞许,极称其能,说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后来,我去欧洲工作,他的担子更重了,但独任其难,仍感到胜任愉快。
他兴趣广泛,工余之暇常漫步莫斯科的旧书店,收集西方文学艺术书刊,与罗亦农、王一飞往来很密,他们都很好学,也喜爱郊游。当年到莫斯科的同志,都要去游列宁山。一次,守常、太雷、我和亦农等结伴去列宁山度假日,大家自带罐头,席地而坐,不拘形迹,纵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问题。当谈到访问苏联的邓肯DenKen歌舞名人时,太雷评价道她舞姿瑰丽、崇高可爱。又对罗丹的雕塑艺术备加赞赏。甚至对于海京伯驯狮虎绝技,亦甚感兴趣。可见他知识面涉猎很广。在莫斯科时,我们还同去Opera观看过芭蕾舞及歌剧,太雷也是一位知音者。
当时欧仁·鲍迪埃所作《国际歌》,歌词原为法文,在莫斯科流行的有俄、德、英三种译文,独无中文译词,诸多不便。东大同学曾试行翻译,虽能上谱,但词意却不全合,代表团乃建议对原译文加以修订,太雷亦热心参加,几经推敲,始成初稿。他还协助东大同学将共青团歌词译成中文。太雷尝说:鲍迪埃是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诗人和歌手。他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亲身奋斗。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战斗,他一生多次参加战斗,没有虚度青春。太雷还对鲍迪埃其他文学作品细心研究过,认为这些作品和他的《国际歌》足以使反动派寝不安席!
莫斯科附近有“中国城”,为元朝进军西欧的遗址,东方同学对此段历史均感兴趣,议论纷陈。同行某老同志即兴赋诗云:“当年成吉斯可汗,铁马金戈混亚欧。古往今来谁敌手,肖条异代不同畴。”太雷对我说,蒙古民族远征,成吉斯汗究属一代人杰,在历史上岂能一笔抹煞。可见他平日论史有不苟同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太雷自江西来到武汉,我由北方绕道上海来武汉。我与太雷久别重逢,同住旧德国领事馆,时称鲍公馆。他任鲍罗廷翻译,我们又同在武汉中央局工作,兼为湖北省委委员。“五大”会期间,我们又同在主席团秘书处工作。这段期间,我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后来他移居武昌湖上园,我迁往胭脂山湖北省委所在地(原刘玉春公馆)。两地一在山前,一在山后(中隔蛇山),他经常越山上小径来访,我们二人有时为了研究问题或订正文稿抵掌剧谈,恒至深夜始散。
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斗争中,他是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的主张的。在中英外交折冲中,他和范鸿宣劳最多,实现了收回英租界的任务,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气焰。记得在一月全武汉市召开庆祝收回租界的群众大会上,鲍罗廷站在所居楼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鲍严词指责英帝国主义者为国际海盗(InternationalBandit),各国外交官听了,为之骇然。太雷在旁作翻译,当时没有麦克风等扩音设备,但太雷声音洪亮,传达中国工人的最强音,群众听了非常鼓舞,欢声雷动。在当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公开对英帝国主义斥责为海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一九二七年夏斗寅叛乱,我党用全力动员工农兵各条战线力量,削平大难,湖北省委更是全体动员,纷纷到前线参加战斗,太雷也是十分勤劳。其时,湖北各地如黄安、阳新、麻城等县的地主武装叛乱,也颇为猖獗。当地情势岌岌可危,省委会议上主张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策略,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地主叛乱,太雷均积极参加行动。我和太雷曾一道到农村现场,参加恢复秩序、巩固农会权力的斗争。
太雷对时局认识极有见地。他对蒋介石的两面派面目和独裁野心,早有觉察。他任鲍罗廷翻译时,鲍与蒋经常见面,他总在侧。蒋常有意拉拢他,他毫不为所动。武汉大革命危机时期,太雷竭力主张联合左派镇压右派。他曾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就在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是历史上鸿门宴的重演。”又说徐州会议是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这些事今天已是众所周知了,而当时许多人都还蒙在鼓里。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汪精卫分共以后,我和润之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直到十一月扩大会议,我们又在上海重逢了。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决定重新布署全国工作,恢复工委、农委与军委。我又重负中央工委工作。会后,中央决定他回广州。他临行前到了全国总工会(即工委),谈到广州党团组织,经过四月十五日粤系军阀的屠杀革命力量后,受到严重摧残,干部力量急待充实,并提出新的斗争方案和对形势的估计。为此,全总党团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传达了太雷的建议,并提出了配合广东工作抽调干部,加强广东工委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一些同志赴广东加强战斗力量。太雷也表示,回广东后首要恢复工人运动规模。加强工农武装,开展斗争新局面。后来事实表明,上述诸同志在广州起义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先锋作用。太雷早年随鲍罗廷工作时,接触军事工作较多,熟谙武装斗争。他亲自主持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发动后,最先是苏联领事馆送来消息,随后路透社刊布电讯,内容均比较简单。中央得讯十分欣喜,全总集会进行讨论实力声援问题,当即决定派苏兆征同志立即动身前往香港转广州,同时为加强支援广州起义力量起见,又决定增派谭寿林和马骥等前往广州工作。但是次日忽得噩耗,太雷已在阵地牺牲,军失主帅。如晴天霹雳,大家对于此项消息,实感意外,起初疑信参半,旋经证实,广州起义队伍除少数撤离市区,向东江转移,大部队伍均在市内激战中损失,伤亡不可胜计!
广州起义的激烈战斗及其失败,实为我党建党以来重大事件,其影响震动全国及世界,全党同志和工农群众极为悲恸。广州起义后我曾奉命往南方巡视,召集九龙会议,进行抚恤并积极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与工会组织。参加会议的陈郁、邓发、贺昌诸同志回忆广州起义经过,以及太雷在东山指挥战斗与殉国情况,会上激情回荡、恸悼万分。当时我悲愤填膺,曾赋诗以吊太雷,诗云:
间气钟灵秀,
太雷人海龙。
轩昂渡岭表,
广暴作先锋。
镇海扬镰釜,
珠江帅工农。
红花岗上望,千载贯长虹。在广州暴动一周年时,全总为纪念广州暴动曾发表了宣言,并准备出纪念专刊(后因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实现)。《中国工人》第三期以广州暴动为主题,刊布了许多纪念文章,我也以“沧海”的笔名,著文纪念广州暴动的无名英雄的光辉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