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九年征西藏时领军大将是谁？谁知道？
參考答案:五十九年（1720）正月三十日（3月8日）命抚远大将军允禵从西宁移驻木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
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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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分北南两路入藏，驱走盘踞拉萨等地三年的蒙古准噶尔部，受北路军护送的达赖喇嘛胡必尔汗也因之登上拉萨布达拉宫的禅榻。这次远征的成功，改变了清廷通过蒙古和硕特部汗王间接地控制西藏的局面。此后，举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形式及其中任职官员、中央驻军将领以及统领全藏军政大员的人选全由清中央决定，意义相当重大。
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清帝为了驱逐准噶尔部出藏，曾遣亲军待卫色楞、总督额伦特分别率军自西宁南下，因二将领未能协调一致，会师迟误，后援部队被准部截阻，虽然已远抵西藏北部的黑河地区，却受阻不前，陷入包围，与自藏北上的准部相持达四个月之久，终因缺马缺粮，约三千军士全部覆灭，一将战死，一将被俘。（注：见王钟翰先生辑《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奏引参将舒明、千总马有仁、兵丁严兴邦的报告。见《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8—182页。又见于吴丰培先生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2，第2—9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2—1304页，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领侍卫内大臣海金等奏；第1355—1356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此谕掩饰军败情形。 色楞领军有满兵、绿营、土司共约2000 人， 额伦特军约1200人。耶稣会士书简称损失7000人，似数字太大， 见L. 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Leiden 1972，.67。）
《清实录》记此失利事于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条下，这是该军败亡的日期。此条应是日后追记。这个失利的消息最后传至京师必在十月上旬，朝野惊骇可以想见，但《实录》即在十月丙辰（十二日）记皇帝授“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庚申（十六日）记上谕自京陆续发兵三起，克日启程赴甘肃、青海， 可见皇帝得知此一败绩的消息后，当即决定派军继续西征，斗志并未动摇。
这三起军队中的第三起即由抚远大将军允禵带领于十二月十二日出发，前往青海西宁。前两起也均听允禵指挥。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夏历三月十一日允禵到达西宁，（注：《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下简称《允禵奏稿》）卷1，第9页，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抵达西宁日期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次年（1720年）四月二十二日入藏大军开始行动.
在允禵等滞留在西宁长达一年中，他们奉皇帝的指示，随时侦知西藏情况上报，以供决策的需用，同时调拨军队、筹措军饷粮秣、制造声势，并同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诸头人多次会盟，促使他们出兵共同入藏。
康熙帝作战的决心十分坚定，不为臣下的浮言妄议所迷惑，但对于军队的部署、行程的安排，筹划得十分慎重详密，他了解对方的情况中最注重的是藏人的政治态度。他有一句预见准确的判断：“令土伯特（按：藏人）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按：踞藏准部首领）自畏势逃遁。”（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
如何争取藏族人民支持清中央，关键性措施是承认青海塔尔寺的灵童格桑嘉措是真正的达赖喇嘛。 这里需要追溯几段往事。早在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准部袭踞西藏的前十年，易言之，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和硕特蒙古在信奉哪位宗教领袖问题上已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西藏的拉藏汗废掉了第六辈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别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但在青海的同宗青海蒙古诸部（以察罕丹津为首）却拥戴诞生于理塘的幼童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且迎之入青海。
清廷在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曾颁给波克塔胡必尔汗以金册金印，因见和硕特蒙古内部纷争真伪，一度命令青海蒙古把幼童格桑嘉措送来北京，察罕丹津等拒命，迁延再三，最后将这位灵童迎入西宁塔尔寺。1718年准部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对拉藏汗所立的波克塔胡必尔汗无甚敬重。同年色楞、额伦特率军入藏，被困于黑河地区时，察罕丹津奉命入觐，谒见康熙帝于热河行宫。清方文献记，是年九月，“于人心疑虑之际”，察罕丹津“舍身来投”，其志向可嘉，随即封之为郡王。（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28—1329页，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海金等奏及朱批。）
对比藏方文献，可以断言，察罕丹津在帝前必力陈塔尔寺的灵童为真正的达赖喇嘛的化身，且须入藏升座，或许表白他决不与侵掠西藏的准部沆瀣一气，因此，帝即向察罕丹津表示他将承认塔尔寺的灵童为真正的达赖喇嘛，且要求青海蒙古诸部出兵配合清军护送这名灵童入藏。（注：《允禵奏稿》卷16，第2页，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二日奏。 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第66页注释3。）
然而，从此时到北路大军临出发时即康熙五十九年二月清正式册封，长达一年半空隙内，何以对灵童的公开认可如此迟缓，这大概是清廷对于灵童的政治倾向及西藏内部的动态需要多加了解的缘故。 康熙五十八年（1719），允禵从西宁派出使者瑚毕图等，以抚远大将军的名义携带书信入藏，面致准部策凌敦多卜。
九月下旬，使者返归西宁，将他们一行在前后藏侦察到的情况上报。据瑚毕图说，盘踞西藏的策凌敦多卜既不承认拉藏汗所拥立且受过清册封的波克塔胡必尔汗，又对于西宁的灵童，因未接到其主人准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的指示，也不能表示态度，而西藏的广大僧俗人等一直向往崇信西宁的灵童。在拉萨的准部仅三千人，饷糈匮乏，减员日多。受准部控制的藏族上层、士兵以及一般民众并没有与清为敌的意愿。（注：《允禵奏稿》卷4，第1—6页，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瑚毕图回述藏情形折。《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乙未条。）
康熙帝得知后，更坚定了承认青海灵童、取藏必胜的信心。 事情进展中仍有曲折。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奉旨从青海前线调回北京议事的四名将领即延信、楚宗、策旺诺尔布、常授，与议政大臣、九卿等共同商议进藏事宜，不知是否慑于上次北路入藏的失利，他们共同议奏：“惟行看守”。（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
皇帝大不以然，认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至藏，我兵故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军决宜前进。”（注：《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条。） 结果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臣们遵旨议复：拟分北南两路进军，北路兵约一万二千名，南路兵约七千七百名；另外西北在巴里坤、阿尔泰的驻军也要分出数千轻骑袭击吐鲁番、乌鲁木齐以牵掣策旺阿喇布坦可能援藏的兵力。
五十九年（1720）正月三十日（3月8日）命抚远大将军允禵从西宁移驻木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从五十八年九月下旬皇帝见到瑚毕图出使的报告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到这时，用去了四个月的工夫才把北路军队的组成、部署、指挥将领确定完毕。之所以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中央要同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往返商议，其间大将军又必须同青海蒙古首领、清封王、台吉们多次会盟，动员他们派兵随征，这件工作看来颇为艰难。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3月24 日）正式颁布封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蒙古之兵送往西藏。这是政治棋局上的一个高着，使在藏准部无理由抗拒不纳，而拥护灵童的青海蒙古诸部无不与清廷合作，孤处后藏的班禅喇嘛对清认定达赖喇嘛一事上的反复也只能缄默。
值得注意的，这时四川兵在川督年羹尧的策划下已经进入理塘、巴塘，招抚了乍丫、昌都、察哇等处僧俗上层。调到云南的满兵早已经到达中甸，准备北上与川军会合。（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九月甲戌条，九月己丑条，十一月癸酉条。）这就是说，北路军方才组织完毕，而南路军已提前行动且所向告捷。 北路军因护送灵童入藏，所以在全部五路兵马（西北两支，西南实为两支，另支自松潘北上与北路大军会合，北路一支）中最关重要，抚远将军允禵本是全部军队的总指挥，但远在西北的阿尔泰、巴里坤两支军队的行动须秉命于中央，西南川滇一支也因路远，难得同允禵及时联络，所以允禵实际上只能为北路入藏军队做组织、后勤供应，他奉命也只到长江源头。看来，他所起的作用与在四川成都的年羹尧差不多。
北路大军自西宁出发到西藏拉萨分三个阶段：
（1 ）西宁至索洛木即黄河源；（2）黄河源至木鲁斯乌苏即通天河；（3）自通天河至拉萨。木鲁斯乌苏为全程中唯一适中地点，与南路自打箭炉至拉萨路上之昌都地位相当。
允禵护送灵童乘皮船渡过木鲁斯乌苏河后即北返西宁，此后第三阶段行军及与准部遭遇作战全由延信统率指挥。
以日程论，第一阶段全军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8 日）自西宁起行，五月二十七日至索洛木，（注：《允禵奏稿》卷7，第7页，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启程进藏折；卷8，第3页， 同年六月初二日折，又第19页，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折。）途中用去一个多月，在索洛木留下延信等候青海蒙古军，而“青海人无信，一味迁延”。
第二阶段，允禵在六月一日从索洛木动身， （注：《允禵奏稿》卷8，第19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折。）六月二十日抵达木鲁斯乌苏，自索洛木至此用了二十五天，有两件大事可记：一是六月初六日，在西藏准部所立的政府中任噶伦兼代本的阿尔布巴从拉萨逃出，来军营投诚，大军从此才获得关于西藏内部的第一手可信的情报，阿尔布巴还带来昌都地区硕般多、洛隆宗等地四名使者携禀文归附。（注：《允禵奏稿》卷8，第8—14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折；第15页，同年六月初九日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57页，同年六月初七日折。）
他们担任大军南下的向导，立下不可埋没的功劳。二是六月十三日越过巴颜喀喇山，遇见大雪，冻死人畜甚多。加以沿途有当地人抢掠马匹，因一路高原反应（当时人称之为瘴疠），兵士病卒者也不少。（注：吴廷伟：《定藏纪程》（见吴丰培先生辑《川藏游踪汇编》第21—3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吴廷伟随延信进藏），李彩：《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卷之初，焦应旗：《藏程纪略》（见《卫藏通志》卷4）。）
其后雍正四年，允禵获罪，这一阶段军士马匹损失严重，也是其十四条罪款之一。（注：《清实录》雍正四年六月甲子条指责允禵“进兵止到穆鲁乌苏，将所运粮饷迟误，身未到藏，乃于无用之处，伤损官兵千余，马驼死者数千。”）
允禵等到了木鲁斯乌苏后一直等待延信，延信同一部分青海蒙古首领七月初九日才到。至七月二十四日全军及辎重、口粮渡过木鲁斯乌苏；犹有青海左翼军未到。原来订立北路军与南路军在七月底八月初入藏会师日期是赶不上了。当时在北路军中的李彩在《藏纪概》中写道：“是时已七月中旬，兵势仓皇，粮少马缺，不能前进，平逆将军（延信）领蒙古军未到。”据李彩说是他建议，节约口粮，精简满、汉、蒙古部队，精简下来的兵士或留驻木鲁斯乌苏或遣回原部落，只须精锐兵丁继续前进，购买遣返原部落的青海蒙古的马匹以资远行。他的建议得到采纳。
第三阶段，延信统军护送灵童自木鲁斯乌苏河南下，以青海蒙古为先锋，进军始于八月初二日。由此看来，延信在索洛木和木鲁斯乌苏二地滞留太久，其原因是青海蒙古诸部领袖消极，行动参差，或迟迟不来，使延信用去很多时间等候。八月中旬及下旬，延信才与准部遭遇，九月上旬到藏北达木。 延信吸取上次策楞等入藏失利教训，加上灵童在军中，不能被准部掠走所以持重缓行，每日驻营，即分军防卫以防敌人突然来袭。李彩写延信驻营警戒十分详细：“每日驻扎。将军之营居中，次则达赖剌嘛。满汉各营，从外圈围。四角安置炮四尊，周围安子母炮一百八十尊。四面卡子之兵皆挖小坑，点粪火预备（按：此取烽警之意）。嘹③哨之兵，日则远去，至黄昏撤回，于围护兵之外二三里近，两两相接，坐听风声。又将通共兵丁分作三分。每夜两分在营外围护，每十名作一队，皆手牵战马，营外支更。其余一分，营内支更，各备一马。其余马匹昼则放牧于围护之外，夜则牧放于围护之内。”
后来雍正帝也称许延信带军还是个能手。（注：李彩所记与上注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折所述全符。参看总兵李麟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在布达拉山东崖上的碑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448页，延信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第1463页四月十五日奏中朱批。）
至于清军与准部作战，仅仅是准部突袭，清军严密防卫，略予反击，使准部不得逞而已。准部来袭三次，八月十五日在博克河（一作卜克河）、八月二十日在齐暖郭尔（绰诺果尔）、八月二十二日在楚玛拉（绰马喇），三地都在西藏北部黑河地区内。据延信上报，对方死亡二百余人。三次袭击都是策凌敦多卜指挥，因胁从之藏军不肯卖命，后方拉萨已于八月二十三日落入南路清军之手，接应断绝，策凌敦多卜遣散藏军后西遁。
因为众多军队及马匹一时涌入西藏农业区，使西藏人民负担太重，所以延信留下相当多的军队在藏北达木水草地放牧，仅用1600人护送达赖喇嘛灵童向拉萨前进。终于九月十四日（1720年10月15日）到达拉萨，已晚于南路军入拉萨21天，全部行程约四个半月。 南路军的统帅是满洲镶红旗噶尔弼。（注：《清国史》（中华书局影印嘉业堂钞本1993年版）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卷105《噶尔弼传》，有噶尔弼入藏前的履历。 ）在朝廷决定遣军西征时， 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以护军统领的官职，在从北路军去西宁的中途调至四川辅佐四川总督年羹尧治理军事。他与年羹尧相处约一年间，甚受年的称赞。（注：年羹尧在上奏中称赞噶尔弼云：“熟于军旅，不避烦劳，每月教练在省满兵，肃然改观，非复昔比，且言动合礼，宽严互用，不志温饱，足以服众，使统兵进剿，臣以身家保其前往。”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2845件，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年羹尧奏；第2853件，同年三月初三日年羹尧奏。）
关于南路军入拉萨经过，现存记载仅有噶尔弼的《平定西藏疏》、《平定西藏碑记》。（注：《卫藏通志》卷13上，碑文又见《西藏碑文》，较《卫藏通志》多出立碑者四人即噶尔弼、伍格、赵坤、岳钟琪官衔姓名，又云碑文乃噶尔弼所撰并书。）此后在嘉庆年间修的《四川通志·岳钟琪传》、由岳钟琪的曾孙重刻的《岳襄勤公行略》则专门记述了当时在噶尔弼麾下任副将职的岳钟琪在进藏途上的功绩。两种材料互相对照，当可了解一些事实。
前文说过，在康熙五十九年二月，清正式封在西宁的灵童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时，北路大军方组织就序，而南路川军已经在年羹尧的策划下，西进抵达里塘、巴塘并招抚了乍丫、昌都、察哇等处。约在同年四月，噶尔弼交给岳钟琪兵四千名驻守昌都。在行军途上侦知准部将要调遣藏兵据守嘉裕桥（昌都西南），岳钟琪乘对方兵力未集，先发制人，四月九日抵洛隆宗，擒获准部差来的寨桑等，（注：据《岳襄勤公行略》。参照《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9， 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初十日查询出藏员情形折（此折汉译误作耀钟琪），北线也得到有关洛隆宗等消息，可以证实。）于是迤西的硕般多、打笼宗以及今比如境内的藏族头人纷纷来投，岳钟琪在六月中与继来的噶尔弼的主力会合，七月收拉里（今嘉黎）。以上是岳钟琪一方的记述。
据噶尔弼一方所言，噶尔弼在四月十六日（1720年5月22 日）自成都启程，经过理塘、巴塘，在昌都与自云南北上的入藏部队会师，来到拉里。他在奏疏中说：“暂且在拉里地方喂养马匹驻扎，与平逆将军（延信）约会，再行进取昭地（拉萨）”。当时北南两路军队曾经约定在七月底、八月初到拉萨。看来，噶尔弼在拉里住了一段时间，其间他接到从青海来的抚远大将军允禵的指令，意谓青海蒙古诸部未能如期与延信率领的部下会合，所以北路大军尚未进发，叫他即在拉里停顿，当另订会师入拉萨的日期。噶尔弼在拉里侦得敌方的动静，据说准部将领吹木丕勒（一译车木伯尔）宰桑带领准兵六百名、藏兵二千名扼拉萨河一支流，坚守墨竹工卡，准备前来应战。（注：噶尔弼：《平定西藏疏》。）另据北路大军八月中打听到的消息却是吹木丕勒和他的准部部下被调回来支援北方。（注：《允禵奏稿》卷10，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移队前进诛杀获俘得悉贼情折中俘虏济木巴的供词。）
如此，南方仅剩下藏兵了。可是一部分藏兵的指挥者噶伦阿尔布巴，佯称身故，从拉萨潜逃北上，六月六日到抚远大将军兵营投诚，随从者七十人，其中即有硕般多、洛隆宗各地派来的使者四名。这样，为了抵抗南路清军而从西藏东部征调来的藏兵，缺少了指挥者，地方首领动摇涣散，噶尔弼面临的是毫无战斗意愿的藏人。 然而，噶尔弼在七月中并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虚实，据岳氏行状和传记，岳钟琪私下向噶尔弼建议，军队久久停顿，恐损斗志，工布地区藏兵较能战斗，先派人去招抚，可能转向清方。噶尔弼乃遣千总赵儒、藏族头人吉果儿（一作济果尔）持檄前往，不到十天，工布头目三人、兵二千余名即诣营归附（工布地区是阿尔布巴的属地和故乡，阿尔布巴自记此事云塔布工布军二千五百名及阿尔布巴之子随噶尔弼军入拉萨。（注：参见陈金钟：《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岳钟琪又劝噶尔弼说，从昌都西进的军队， 须轻装才能取胜，依规定只准携带两个月量的粮秣，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天，余粮仅支半月，若等待与北路大军会齐，一旦粮尽，进退失据，极为不利；若乘胜昼夜兼行，十天工夫可抵拉萨。噶尔弼仍然顾虑重重，打算召集麾下将官会议，岳钟琪说，事在必行，不用议论，明日即可出发，并愿以身殉此役，噶尔弼才下了决心。总之，噶尔弼是违令西进的。 据噶尔弼说，八月初六日自拉里开拔西进，次日抵墨竹工卡（北路军在八月初八日渡木鲁斯乌苏河南下，木鲁斯乌苏距拉萨较墨竹工卡之距拉萨为远，且准军主力集中在北线），在西藏准部政权中任事的噶伦达克札本来调集二三千名藏军抵御，及闻清军已下墨竹工卡讯，全军不战自溃，达克札逃至他的老家桑鸢，（注：《允禵奏稿》卷11，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延信禀克敌大捷等情形折中藏人二名称“第巴达克札现由原住萨木业庙逃出”。萨木业，今译桑鸢。）
于是噶尔弼又派遣赵儒、吉果儿去招降达克札，偕来大营。据噶尔弼说，这一带藏人非常尊敬达克札，“凡事俱遵第巴达克札指使行事”，达克札本来从拉萨、达木调集粮秣运至黑河供给准军，现则断绝供应，又派人秘密至北方前线策动准部率领下的藏军放弃抵抗，还传令民间汇聚船只运送南路清军渡过拉萨河，形成了清军南北夹击的形势。由于他的效力，噶尔弼在八月二十三日（1720年9月24日）渡河， 即日分三队进入拉萨。包括停留时间在内，全程也是约四个月。
岳钟琪孙辈所编《行略》则说岳钟琪率先渡河，八月十九日抵藏（按：此似指拉萨），看来岳钟琪所率先遣部队，行动迅速，得以先人。
从上面所述可以认定的事实是：
（1）在岳钟琪的鼓动下， 噶尔弼违抗大将军的命令，从拉里西进，出乎意料地未遇抵抗，兵不血刃，进入拉萨；
（2）阿尔布巴逃入北路清军，在他的影响下， 西藏东部倾心归附西进的南路清军；（3）达克札应召来降， 利用他的权力瓦解南北两路的准部军心，大大地便利于清军的成功。 在南路清军进入拉萨时，北路清军由延信统率正在黑河以北的齐暖郭尔（或作绰诺果尔）击退准部的袭营。（注：《允禵奏稿》卷11，八月二十日延信在齐暖郭尔安营。）
在前后三次挫败准部的来袭后，延信等护送达赖喇嘛胡必尔汗于九月十四日（1720年10月15日）进抵拉萨，较南路军迟到二十一天。噶尔弼争到首功，上报及时，受到褒奖。 同年十一月初，在拉萨，延信的部下李麟、西lún＠④图、噶尔弼各自立碑勒铭，纪念此役的胜利，噶尔弼且自撰自书。约在中旬，噶尔弼、延信先后离开拉萨循南路东返四川。 康熙六十年四月，延信以生病为词，请求不再返藏任事，朝廷改令噶尔弼仍佩定西将军印往代。九月噶尔弼行至泸定桥，也称病说不能前往。（注：关于延信此后事迹，详见拙著《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一文。关于噶尔弼此后的事迹，大致是噶尔弼因奉命入京逗留获罪拟斩，雍正元年，赦免，赐还原衔，命去陕西，仍在年羹尧手下效力。年羹尧在奏折中仍称誉他“平和而不任性”。他曾在布隆吉尔（今甘肃安西）代理防务。雍正三年冬擢升奉天将军去沈阳。雍正五年被兵部审查说他包庇犯人，又被人弹劾其属下官员使用帑银，正在朝廷欲加处分时，他病逝了。见《清实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起居注册》诸书。）
二人之所以拒命，或许知道在西藏由内蒙古、青海蒙古、满汉军队汇成的驻藏军队以及驻藏官员，构成复杂，矛盾重重，感到统帅他们十分困难。 综观这一次用兵，其特点是出于清廷意料之外的顺利，北路清军所遭遇的三次战斗，只是规模不大的短暂的袭击与反袭击，本身因战斗而伤亡者极少；南路清军更是兵不血刃地到达拉萨，以故用“战役”来概括此次用兵似乎不甚恰当。
其所以兵锋所向无敌，应该是康熙帝乾纲独断，决意进军，册封青海灵童从政治上取得优势，二路军队统帅，选择得人，后勤供应办得成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的结果，而西藏上层与士民的呼应支持，确实也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此前1718年清军在黑河地区第一次与准部对垒，对方中的藏军也不愿意与清军作战，色楞、额仓特失败后，孑遗的清军仍然得到藏人公开或秘密的资助得以东返。
1720年瑚毕图奉使入藏回来时说，他亲身经过地方藏人都“在楼上焚香合什行礼”。此次上层阿布巴、达克札等的归附及配合更是瓦解了准部抵抗力量。延信禀状中描写清军进入拉萨时得到藏人热烈欢迎的场面并非虚言，这是藏人多时深受准部的欺压、企图反抗、一旦得救时的必然的表现。
从汉藏文以及外文史料中我们一直找不到清军入藏与藏人为敌交锋的记载，伯戴克（L.Petech）在其名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第五章叙述此次清军入藏，十分简单，却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琐细地叙述达赖喇嘛从青海入藏的行程， 总括全章为“中国人的征服西藏”（TheChinese Conquest of Tibet），其实于史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它不过是从否认历史上西藏地方是中国一部分的谬误观念演绎出来的一个未经过论证的空洞的标题而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祉的左半部右加题
＠②原字为克的繁体字
＠③原字为目右加僚的右半部
＠④原字为山下加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