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既发展了文化，又保护了文化遗址
參考答案:亿多年前，四川隐居在海水下面，后因地壳运动，改变了东高西低的地势，海水流走，从此四川盆地变干。大约200多万年以前，这里有了人类活动。在秦统一之前，四川有巴、蜀两个独立的小国，故四川又称"巴蜀之地"。秦王朝统治四川后，为加强对原住民的统治，往巴蜀地区大批移民，到东汉时，四川人口达470万。公元初年，成都已是人口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诸葛亮为丞相，四川经济得到发展。至唐代后期，四川盐业鼎盛，经济繁荣，成为唐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宋朝时期，在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明朝时期，由于刀兵人祸和天灾，四川人口大量减少，以至"千里无人烟"。清朝统治后，由于四川自然条件好，粮食丰产，大批移民进入，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省份。
原始社会
根据古人类学的发现和研究，四川的史前时代发轫于200万年以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地质学年代上的更新世早期。1986年十月，在长江南岸的巫山县庙宇镇本坪村尤骨坡发现一批包括上内侧门齿和下颌骨在内的古人类骨骼化石，经中国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纪早期，距今200万年～204万年。人类学家命名为"巫山人"。
在发现"巫山人"，之前， 1951年，在长江支流沱江西岸的资阳县（今资阳市）黄鳝溪，曾经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头骨化石，具有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古人类学家认为属于新人（晚期智人）类型，其绝对年代距今1万年～5万年，并将其命名为"资阳人"。
四川境内迄今已被命名或被提议命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有三处：铜梁旧石器地点，位于铜梁县西北的张二塘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索断代，年代距今约25150土310年或21450＋/-850年；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在资阳市孙家坝，距今约25100＋/-400年；富林文化，在汉源县宫林镇，遗址位于大渡河与流沙河汇合处的第二阶地上，距今约2万年。上述五处古人类化石及遗址的发现， 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在今四川地区从东到西的广阔地带就有人类生存与活动。 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其遗址分布很广，至20世纪90年代，发现已经达200 多处，东起长江三峡，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达广元、阆中，南及西昌、长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元营盘梁。巫山大溪、广汉三星堆、西昌礼州等遗址。
广元首盘梁遗址位于广元市东北川陕交界区的中子铺附近，其年代距今六七千年前甚至更早，是迄今中国长江流域首次发掘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址。巫山大溪遗址、位于夔峡东口大溪与长江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同类文化遗址在长江中游及其支流的沿岸也有发现。考古学界命名为"大溪文化"。大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5300年～6000年。其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晚期则是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居民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经济，已经有了产品交换关系。广汉三星堆遗址布于广汉市南兴镇的月亮湾。三星堆一带。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 年~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己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西昌礼州 址位于西昌安宁河东岸第三阶地上，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也是以农耕为主，器物特征与四川盆地及周边各地都不相同，属于金沙江流域的一种典型文化。
上述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遗存，具有各不相同的文化面貌，说明居住于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在来上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类群体。他们共同创造了四川地区的人类原始文明，并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
传说时期
四川的古史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上古巴、蜀先王世系传说，围绕黄帝系统而展开，包括螺祖传说、禹生石纽传说等。二是巴、蜀先王活动传说。这一类传说最为丰富、生动和感人，如禹娶涂山、大禹导江、杜宇化鹃、鳖灵治水、凛君化虎等，说明了上古时代居住于四川广大地区的先民们与大自然英勇斗争的历史。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既得以在四川地区生存、繁衍和发展，又创造了灿烂的四川上古文明。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而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可视为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代表。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之上，分布着长约100米、宽40余米、高3米～6米的"土埂"，这是商代早期古蜀人修筑的城墙，在南城墙之外的两个器物坑里，埋藏着数以千计的大型青铜像、青铜器物、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海贝和陶器等，它们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和殷墟晚期，即盘庚迁殷后的公元前13世纪和商末周初的公元前11世纪。
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也证明，几乎与三星堆文明同时，在今成都城西也拥有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在成都城北羊子山还拥有一座高达10米以上、每边长103.6米的三级四方礼仪土台。此外，在三星堆遗址的不少陶器上、成都十二桥商代地层出土的陶轮上，都刻画着类似文字的符号。这说明，至迟在商代，在成都平原上，四川先民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时代。前面提到的关于四川的古史传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与三星堆、十二桥等遗址一道，从口碑传说与考古发掘两个方面对这个奴隶制文明时代的存在作出确凿无误的印证，尽管史籍无征。
在商周时期，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蜀国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鬼有关。他们当是地处在岷山与岷江河谷的蜀人部落或部族的首领。在夏商之际，他们从今茂县叠溪一带经都江堰市灌口一带迁徙至成都平原。不少学者认为，广汉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鱼冕王族建立的早蜀王国的都城。
"三代蜀王"之后，便是杜宇王朝。杜宇是从朱提（今云南昭通）进入成都平原的。他同江源（今祟州中西南）的女酋长梁利结合，取得当地土著的支持，因而逐渐取代鱼冕王族，改朝换代，成为蜀国的统治者。这时杜宇氏大约将蜀国的都城迁至汶山下的郸邑（故址在今郸县城北，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城），又在翟上（今双流县牧马山一带）建立陪都，杜宇氏教民务农，致力于发展稻作农耕，是最早开发成都平原的主要功臣，因而深得人心，后世因之将杜宇奉为农神。
杜宇王朝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采用中原的王位世袭制和职官制，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其势力范围北达今汉中，南抵今凉山州、宜宾与云南、贵州，西及岷山山地和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商周时期，在今鄂西地区夷水（今清江）流域分布有凛君族的巴国，在汉水中游分布有姬姓的巴国，势力都很强大。其时在今川东地区虽有巴人活动，却是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没有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统一的巴国，所以在杜宇王朝时代，巴地便很容易地成为杜宇王朝的势力范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到蜀王升明氏时，竞会出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局面。在杜宇氏统治后期，以"荆人"身份在蜀国为相的鳖灵因治水有功，得到蜀人拥戴，使杜宇氏'禅位，于他，由此建立开明王朝。这时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相当于春秋早期。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开明王朝建立后，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从开明二世卢帝开始，蜀王室致力于开疆拓土，征伐激烈，一度攻至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进入战国以后，又与秦国反复争夺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地区，终于得手，成为威震西南的霸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九世开明帝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而立宗庙，又把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今天的成都。
春秋战国之交，活动于夷水流域的廪君巴人开始进川东地区建立规模较大的巴国，曾先后或同时以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市）、平都（今丰都县）、阆中以及枳（今涪陵市）为国都和陪都。其君主实行世袭制度，太子称巴王子，省称巴子。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国为获取巴蜀地区富足的物质、人力资源，继而东向伐楚与统一天下，遂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结束战争，又乘胜攻占巴国的国都江州。
秦统一巴蜀后，先后设巴、蜀，汉中3郡利县。郡设郡守，掌郡治；设郡尉，辅佐郡守并典武职甲卒。县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设长，下设丞、尉，辅佐令、长。少数民族较多的县则改称'道'巴蜀地区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度、政令，由此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秦昭襄王三十年至秦庄襄王三年（前227年～前247年）之间，李冰担任秦国蜀郡第二任（一说为第三任）太守，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采取一系列开发蜀地经济的重大措施，如修建都江堰，开凿广都盐井，疏通成都二江（即检、郸二江，今南河、府河），使川西平原日渐富饶，为秦始皇尔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秦还将关中地区及关东六国大批怀有异心的；旧贵族等陆续迁人蜀地，以加强控制。其结果给地广人稀的蜀地手工业、商业带来了繁荣。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在临邛等地冶铁铸铜，煮盐经商，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手段。大量移民还使已蜀"民始能秦言"民的同时，从张若起的历任巴蜀地郡守、县令，辽仿照咸阳建制兴建成都城。郸城、临邛城、江州城、阆中城，设置城防、粮仓以及盐官、铁官、市官等，又修通道路（如：'五尺道'）上述措施，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入汉以后，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而被誉为"天府之土"。直至今天，人们还用"天府"或"天府之国"来指代四川。
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继续向蜀地移民。蜀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文化事业相对落后。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在位）末，文翁出任蜀郡太守，首创官学，将兴办教育列为治蜀首要目标。从此蜀郡学风大盛，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媲美。文翁兴学的验传到巴郡和汉中郡，"巴，汉亦立文学"。汉武帝时，更'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汉武帝时期（前140年～前87年），在巴蜀地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发西南夷，最终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归人汉朝版图并设益州以统辖，治成都县（在今成都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不仅促进了西南各族人民、各地区问的相互交流与共同进步，而且还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西汉末，公孙述占据益州（今四川），自立蜀王，国号"成家"，建都成都这是自秦并巴蜀后今四川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东汉时四川复归汉有。东汉末又为刘焉、刘漳父子割据（189年～214年）。尔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221年～263年）。蜀汉疆域包括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魏、蜀、吴三国鼎立，但蜀国地域最小、国力最弱。蜀汉丞相诸葛亮励精图治，严肃法纪：广 揽人才'下限其方"；劝督农桑，推行屯田；平定南中，稳定后方；联吴抗曹，积极北伐，使蜀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诚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准。诸葛公论》所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凛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两晋隋唐时期
诸葛亮死后30年，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冬，蜀国被曹魏所灭。不久，司马氏取代魏建立晋朝。西晋后期，四川爆发震撼全国的流民起义。永兴三年（306年），起义领袖之一、巴氏族首领李雄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改元晏平。至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时，李雄侄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历史上因之合称为"成汉"。这是秦以后西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也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历5代、43年其全盛时疆土东守三峡，南至南中，西尽岷邛，北据汉中，相当于今四川盆地及陕、滇、黔等省部分地区。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征蜀，四川地区重归晋朝版图。自此至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遣第四子杨秀镇蜀，在长达23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四川地区先后历经东晋，前秦，樵纵，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个政权的统治，当时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隋唐时期，四川地区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征伐，社会局面相对比较安定，从而使封建经济进入一个极盛时期。当时四川 （主要指剑南道，后分为东。西两川 ）经济和江南经济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诚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写到：'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人蜀，利用四川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砒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肿书侍良、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颁，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等。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挑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宰相回翔之地"。
唐天佑四年（907年春，朱温取代唐称帝，建立后梁后，王建、孟知祥便先后凭仗四川财力、人力，建立起前。后蜀政权，分另历时18年、31年，前期都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发展农桑，肇兴文教，，没有战乱，遂使四川经济继续发展，战略地位更显重要，所以，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即制定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将南方各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后蜀列为进取的首选目标，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军从剑门及三峡两路人川，于翌年正月灭后蜀，然后将府库财货以舟运车载，径送京师"号为'日进，一直搬运数年才将"盂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阶级斗争最为激烈、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四川先后发生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代表的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士兵起义；发生以吴蚧、吴兄弟为代表的抗金战争和以余蚧为代表的抗蒙战争；发生明玉珍据蜀，建立以重庆为国都的大夏政权割据事件。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北方）相比，四川地区仍然维持一个大体安定的社会局面，加之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发展生产的重视，使得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且超过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一个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充裕的战略大后方。但蒙古攻蜀，使四川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以致在整个元代都没有恢复元气。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发兵攻蜀，平定大夏政权，将四川地区统一到明朝的版图。明代，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正德（1506年～1521 年）农民大起义和明末张献忠入川最具典型意义。正德农民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年之久，纵横川南、川北，川东及川中数十府、州、县。起义的参加者，除广大破产农民外，也有很多盐工。这标志着四川工业工人开始登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人川，在四川，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1646年），以成都为西京，全盛时领有今四川的大部分。
清代，官制方面的督，抚制逐步规范化。乾隆13年（1748年），规定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驻成都，使行省制更趋完善。清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社会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才算步人一个持续稳定时期。到嘉庆元年（1796年），又爆发以四川为中心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历时长达八九年，先后有数十万农民参加。清廷以耗费2亿两军晌，损失1 名总督以及提督、副将以下军官400 余员的代价，才将起义镇压下来。从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
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在空前的战乱打击下，人口锐减，经济调敝。封建统治者相应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的结果，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性耕地不足的矛盾。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芜的四川获得大批劳动力，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明嘉靖（1522年～1566年）以后，特别是清康熙（1662年～1722年）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四川经济里己孕育并萌生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农业商品化过程的出现（表现蚕丝、棉花、麻、烟，茶等经济作物的经营上），各类手工业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井盐业里的出现，多层次区域性市场的逐渐。形成等。但是，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清王朝政治上的极端专制主义，加之所采取。抑商、闭关和重税政策，致使四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其力量在自给自足的。然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显得十分弱小。
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是与沿海沿江地区相比四川资本原始积累仍晚近半个世纪。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重庆开埠（1891年），外国资本主义打开四川市场大门，四川资本原始积累和与之相应的四川社会近代化过程才算真正开始。而这一过程，则是以对四川自然经济的破坏，以对四川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的掠夺，以对四川地区的中国主权如土地使用权、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的攫取和四川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一方面，加深了四川社会的基本矛盾，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激化了四川人民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四川各族、各阶层人民由此而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同时又需要发展四川 民族资本主义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四川历史上发生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大事件，19世纪60年代初的李、蓝起义与石达开入川， 60年代～90年代的两次重庆教案和成都教案，特另是以余栋臣起义为代表的反洋教斗争；20世纪初以"反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起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和与此相关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前的一系列武装起义， 20世纪初地方官推行的包括近代教育、近代实业在内的各项"新政"，川省商会的广泛设立（至1911年达98个，数量居全国第一）与联合及资产阶级立宪运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大起义……一波又一波的近代历史大潮，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向封建主义压迫与外国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压迫发起冲击，最后虽然没有使四川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却结束了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教育并锻炼了包括近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各阶层人民。
与此同时，四川工人阶级也逐渐形成和走向成熟。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四川促成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四川历史也随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6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使这个革命阶段从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则将这个革命阶段推向辉煌的最点。
1919年至1950年的31年间。四川社会发生了许多独具特点、对自身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或关键性作用而又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川陕革命根据地（时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与重庆谈判，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蒋介石势力人川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及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内迁，西康建省等。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四川不仅对祖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以汉民族力主体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近现代国家的统一与进步、繁荣，都做出了无私贡献。四川社会在做出这种贡献的同时。也获得全国慷慨的支援并持续发展自己，终于迎来四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四川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