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清光绪二十四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民家庭里，上有三个姊姊和一个哥哥，老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的皇城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他在与侵略者的巷战中身受重伤，全身被炸成肉花，死于北长街的一家粮店中。从此，老舍一家原本清苦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老舍家境困苦，使他的求学道路上也坎坷多艰。从私塾、小学到中学，经济上十分为难，数进数出，还是母亲咬了牙作难和好心人资助，最后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
老舍在北京师院的五年学习生活，成绩一直是上等，还受校长方环和语文老师宗子威的影响，开始写诗、散文和演讲，光芒毕露，这是在文化基础上奠定他将来创作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起点。
毕业之后，直接被派任公立小学校长。任上，五四运动爆发，虽不能直接参加，但是反帝国、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
假若没有‘五四’，我很可能终生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不会忽然想洗去搞文艺。
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两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不简单！我还是我，只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论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
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国存亡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中国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文创作，写下了他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叙述小孩子打洋人的故事，这无疑是老舍爱国主义的一个开端。
二十五岁，老舍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为了学英文，他开始拚命地念小说，其中威尔斯、莫泊桑、梅瑞狄斯、特别是康德拉（黑暗之心）对他影响甚大，他喜欢这些近代小说写实的态度，尖锐的笔调。这些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不只提供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到了英国，我就拚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时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老舍‘想家’，其实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过去就像图画，常在心中往回不已。他开始动笔，舍弃中国小说章回体的旧形式，加上往日的生活经验及他富有幽默的特点，大胆放野地写下去，写成三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及《二马》，显示其独特风格和观察的特殊生活领域，为其文学之路，奠定重要基础。
三十一岁回国任教，老舍怀抱着爱国的激情和高昂的创作热情，又由远方的英国切进到他熟悉的古老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来，再加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推动他第一个创作高产和丰收时期。许多重要的长篇小说，如《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甚至今天要讨论的《骆驼祥子》都在这时期创作。这些作品奠定老舍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他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大文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以老舍在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爱国热诚和热心公益事业而又具有团结各方力量的吸引力，在武汉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达八年之久。
我是怎样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那前进的战歌呢！
他怀抱着爱国热忱的高涨，推动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向着革新的方向发展，所作不出抗战宣传的作品，如《四世同堂》。同时，他也注意到通俗文艺形式，拜访鼓书艺人，学习和讨论鼓书作法，有许多曲艺的创作。同时也融合相声的语言与戏曲的表现手法，大大加强话剧的创作，如《十五贯》。抗战这一大形势，使老舍从学府的生活天地和市民的写作范围突破出来，早期他还着力于赞颂、鼓励群众抗战爱国的热情，到后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他的眼光不得不转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统治，小官藉机发国难财，吃抗战饭，老舍将这些面相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刻画出来，更显黑暗现象与民族弱点的批判，也深化了老舍的爱国主义。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情，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走过旧时代，真诚地投入新生活，开始新的创作热情。这时期有最著名的剧作：《龙须沟》、《茶馆》。但是，1962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潮，首要铲除的便是黑五类的文艺家，以老舍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成为共产党杀鸡儆猴的首要目标。老舍疑惑的是，他也是穷人家出生，一辈子都在为穷人造福利事业，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喧嚣、匆忙、拜金、与贫富不均，为什么是黑五类？但不由分说，老舍即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攻击、满身是血，最后，带着所有的绝望，在太平湖畔想了不为人知的一夜，然后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