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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人与书之间
周国平
弄了一阵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问我："尼采对你的影响很大吧?"有一回 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响嘛，我对尼采的影响更大。"其实，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 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这就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我眼中 的尼采形象掺入了我自己的体验，这些体验在我接触尼采著作以前就已产生了。
近些年来，我在哲学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状态， 使哲学关心人生根本，把哲学和诗沟通起来。尼采研究无非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学 术表达方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阅读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时起作用 的还有我的气质、性格、经历等因素，其中包括我过去的读书经历。
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 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 色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 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中学毕业时，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当时在我就学的上海中学算爆了个冷门，因为该校素有重 理轻文传统，全班独我一人报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数学课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学 和老师差不多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误入了歧途。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 辈子生活在与人生无关的某个专业小角落里。怀着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可笑的贪欲，我选择 哲学这门"凌驾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门不是专业的专业。
然而，哲学系并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学课程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我成了 最不用功的学生之一，"不务正业"，耽于课外书的阅读。上课时，课桌上摆着艾思奇编的 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读得入迷。老师 课堂提问点到我，我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来惭愧，读了几年哲学 系，哲学书没读几本，读得多的却是小说和诗。我还醉心于写诗，写日记，积累感受。现在 看来，当年我在文学方面的这些阅读和习作并非徒劳，它们使我的精神趋向发生了一个大转 变，不再以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视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体悟。这一点认识，对于 我后来的哲学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个人在青春期读些什么书可不是件小事，书籍、友谊、自然环境三 者构成了心灵发育的特殊氛围，其影响毕生不可磨灭。幸运的是，我在这三方面遭遇俱佳， 卓越的外国文学名著、才华横溢的挚友和优美的燕园风光陪伴着我，启迪了我的求真爱美之 心，使我愈发厌弃空洞丑陋的哲学教条。如果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哲学而仍未被哲学败坏，则 应当感谢文学。
我在哲学上的趣味大约是受文学熏陶而形成的。文学与人生有不解之缘，看重人的命运、个 性和主观心境，我就在哲学中寻找类似的东西。最早使我领悟哲学之真谛的书是古希腊哲学 家的一本著作残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的"未经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犹如抽象概念迷雾中耸立的三座灯塔，照亮 了久被遮蔽的哲学古老航道。我还偏爱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儿、休谟，因为 他们教我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批判早于自己的 哲学体系时往往充满怀疑精神，一旦构筑自己的体系却又容易陷入独断论。相比之下，文学 艺术作品就更能保持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并不孜孜于给宇宙和人生之谜一个终极答 案。
长期的文化禁锢使得我这个哲学系学生竟也无缘读到尼采或其他现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学时 ，只偶尔翻看过萧赣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是用文言翻译，译文艰涩，未留下 深刻印象。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久，才有机会系统阅读尼采的作品。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发现 的喜悦，因为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诗的爱好以及对学院哲学的怀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应。一 时兴发，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现在，我正准备同尼采告别。
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 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与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 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 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笃，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没有如此坚 贞专一的爱情。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使我含恨难舍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 册知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 深，丧失了我自己对书对人的影响力。
壮士
罗布泊一场铺天盖地的沙暴终于过去了，余纯顺准备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他立即领悟，时间到了。那好，脱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确认一下方向，面对东方，面对上海，靠着灼热的沙丘，躺下。
时间到了。时间果真到了？
自从八年前开始走上探险之路，他已无数次地想象过死亡，但从来没有想象到死亡来得那么快，毫无先兆，毫无预告。什么也来不及想了，只觉得一团热浪翻卷几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最后睁开一下眼睛，眯缝着看着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都看见了。远处是自己无数的脚印，而远处的远处，则隐隐约约是黄浦江畔外滩的剪影。一个月前顺便回去了一次，去与故乡告别，现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匆匆来去时与一群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于是，我选择了孤独，选择了行走。我已走了八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录音机里掌声阵阵，我想，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道地，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于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真几篇周国平和余秋雨的散文关注的都是人生.并且都是就他们生活而引发出的哲理性思索.这几篇大量的对比论证,以及引经据典都体现两位散文大家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深邃的精神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