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元朝而不是蒙古大军攻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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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日本国的战争
元世祖忽必烈大帝早就有使日本臣服之心。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里德(一说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高丽向导将蒙古使臣引至巨济岛便返回,未能到达日本。次年六月,忽必烈再派里德等出使,严令高丽方面务必将使臣护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等代替蒙古使节传书,日本国执政的镰仓幕府拒不答复元朝国书,潘阜等人不得要领而归。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元使到达对马岛,仍被日本国拒之门外。后来在至元八年(1271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也均被滞留于日本太宰府,未能进入其京都。
如此多年,5次通使不成,忽必烈决心使用武力。其实早在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就曾下令在高丽屯田,储备攻日粮饷。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15,000人,大小战船900艘出征日本。后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为都、副元帅,军队增加到25,000人。十月,元军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直捣日本。日本天皇征集藩属兵10万余人迎战。元军攻占对马、一岐两岛,在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今福冈附近)登陆。但在日军坚决抵抗下,首战只获小胜,未能深入。不久,因台风将大部分战船毁坏,加上已兵疲箭尽,元军只得仓促撤回。因该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故这场战役在日本史上被称为"文永之役"。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才传到元朝。于是,忽必烈决心再次征讨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成立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主持征伐大计。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五月,征东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和都元帅金方庆率蒙、汉、高丽军4万人组成东路军,乘战船900艘,仍从高丽合浦出发,在筑前去驾岛登陆。遭到日军顽强抵抗之后,东路元军退至鹰岛,转攻对马、一岐、长门等地。六月,行省右丞相阿塔海、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张禧等率新附军及强行征发来的江南士卒共10万人组成的江南军,乘战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启航。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壶岛。七月,两路大军在平壶岛会合后,主力驻屯鹰岛,偏师进屯平壶岛,计划分数路进攻太宰府。但是,元军统帅之间不和,影响了军务,加上日军戒备森严,元军在鹰岛滞留达一个月之久。八月初一夜,元军遭飓风袭击,大部分船只沉没,军士溺死者无数。初五,范文虎(南宋降将)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方回《桐江续集》卷32《孔端卿东征集序》),竟把10多万元军将士遗弃在海岛上。日军上岛后,元军大部分将士背水战死;数万士卒被俘。战俘们被日军押往八角岛做奴隶。此次背水大战生还者概不足五分之一。此年为日本俊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志称这一战役为"弘安之役"。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至元二十年(1283年)年初,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引起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年底,征调江淮等地漕米百万石运往高丽合浦,下令禁军五卫、江南、高丽等处军队于第二年春天出师,秋天集结于合浦。后因部分大臣反对,尤其还要对安南用兵,忽必烈才不得不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能实现。直至大元末,元朝和日本政府之间始终处于僵局。中日交往主要为民间贸易和僧侣间的往来。元朝政府对这种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以上内容基本引自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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