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有《塞下曲》4首，其中第三首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虽为中唐诗人，其边塞诗依旧有盛唐的气象，雄壮豪放，读后令人振奋。
能诗擅文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却认为该诗对事物的描述违背了北国的自然规律，甚至犯了常识性错误，为此曾仿《塞下曲》写了一首五言诗质疑卢纶诗。诗曰：“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飞。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华罗庚的诗亦庄亦谐，疑得有理，问得也自然。
大诗人郭沫若读了华罗庚的质疑诗后，也仿《塞下曲》以诗作答。诗云：“深秋雁南飞，懒雁慢未随。忽闻寒流至，奋翅连连追。”郭老这首微妙的释答诗谐谑间作，极具巧思。高明之处是既默认了数学大师质疑诗的观点，又不排斥卢纶诗只是一个特例以及其精彩的艺术特色，亦可谓兼容并包，两全其妙。
卢纶并非臆造
(2002年12月12日)
号称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有一首《塞下曲》很有名：“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数学家华罗庚生前曾对这首诗提出了质疑：“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报刊曾刊登文章讨论，大都认为华罗庚说得对，把归雁和大雪扯在了一起，是卢纶搞错了时序；同时，既然是“月黑”，就不可能看见飞雁，是臆造。有的说只有“把‘月黑雁飞高’看作‘单于夜遁逃’的比喻”，才好解释，否则是说不通的。有的更认为“第一句是败笔，牵动全诗，要是没有这句该多好。”
我却不这么认为。“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说的是常理。这个“北方”，也许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吧，雁的南归在秋天，雪的飘落在冬天，是不在同一时段内的。但在唐代的塞上边地，就不是这样的情形了。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诗句，就说明那里中秋就下起雪了。其实，在西北地区海拔高的地方，气候寒冷，天气多变，与四季分明的中原是大不一样的。所谓“怀抱火炉吃西瓜”，说得的确不假。前年八月，实际上只是农历七月，算起来才是初秋，我们取道张掖，过扁都口，翻大坂山，去西宁。一路上，忽而朗日高悬，忽而风雪迷漫，我们也没有太大惊异，以为本来如此。如果这时有大雁南飞，非但不惊奇，也许还会感到有点早。祁连山一带尚且如此，而唐朝的将士还要远征“天山路”，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想，如果华罗庚在读卢纶的《塞下曲》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些感性的体验，就不至于产生上述的疑问，也不会一概而论了。因为这种现象虽然是特殊的，但它却是真实的。而卢纶，贞元时曾在河中节度使军幕中任过元帅府判官，有边地征战的阅历，他那样写无疑是十分自然的，用不着造作。李颀《古从军行》中“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的诗句，所描述的不也是这种情景吗?
至于“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的确是见不到的。其实诗人也端的未着一“见”字。见不到，未必听不到，想不到，不存在。这似乎更不成问题了。据说大雁的迁徙是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表现出惊人的勇毅。它们从来不会迷路，因为据科学家研究，它们有一种特异功能，能灵敏地沿着地球的磁力线，准确无误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每当深秋，月黑风高的夜晚，总会从云间传来大雁的鸣叫，便想到它们正在飞过我们头顶的上空，不禁发出伤时感世的慨叹。当然，古代对它们具有的特异功能大约是尚未认识的。
由此我也就想到，数学家和诗人的思维方式的确是不太一样的。数学家的判断，总是用已知的定理和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得出合乎常理的结论。而诗人却是在表达此景此境下此时此刻的情感。二者大概是“按理说”与“这一个”的区别。“这一个”则往往是特殊的、非正常的，甚至不一定是“正确”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用数学的观点看是不能成立的，用诗的观点看不但可以成立，而且很好。何况《塞下曲》只是写实，而并没有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因此我常说，在更多的情况下，诗不在正误而在优劣。
总之我认为，卢纶的《塞下曲》并非臆造，因为它真实地写出了特定地域天气的恶劣，自然条件的严酷，从而烘托出征战的悲壮，诗气尤其慷慨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