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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籍辨僞

來源:互聯網網民  2010-03-11 12:51:22  評論

Zhongguo guji bianwei

中國古籍辨僞

distinguishing of Chinese ancient fake books

考證古籍書名、作者和內容真僞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僞書的出現有其社會背景和曆史原因,作僞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僞題作者和書名,有的時代混淆,有的在內容上真假雜糅等等。中國現存古典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程度不等地存在此類問題,清代張之洞曾有「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軒語》)的論斷。

古籍辨僞工作包括兩方面內容:①關于古籍文獻名稱、作者著作年代真僞等的考辨;②關于書籍內容(如事實、論說真僞等 )的考辨。前者和古籍版本學、目錄學的關系較密切,後者則與校雠學及史學中的史料考辨工作相近。辨僞的根本目的並非要從古文獻中剔除僞書,而是要弄清這些文獻的真實著者、書名和著作內容、年代等,使人們能准確地了解其價值和正確利用。

簡史 中國的古籍辨僞工作是伴隨著文獻研究工作的開展而産生的。早在戰國時代,就有學者認識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獻之前,對其立論、事實的真僞進行考辨。西漢末年,官府組織學者進行大規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對當時所存文獻中的依托和真僞摻雜現象進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據《七略》編成的《漢書·藝文志》中,有許多「依托」、「非古語」、「後世所加」之類的斷語。此後曆代學者對此都很關注,如東漢經學家馬融在注《尚書》時曾遍考各篇的真僞;王充在《論衡》中系統地對當時一些經史要籍中記載的史實提出了質疑;隋代僧法經編纂的《衆經目錄》專立「辨僞」一門,著錄在著者、內容和年代上有問題的經籍;唐代文學家韓愈在讀書治學過程中,注意辨別古書之真僞,並根據僞書的不同性質對它們進行了初步的分類;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更寫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僞專篇。宋代疑僞考辨之風更爲盛行,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歐陽修、吳、程大昌、王應麟、程頤、朱熹、晁公武等都進行過文獻考辨,取得了較多成就。明代胡應麟在總結前人辨僞經驗的基礎上,歸納了古籍作僞的十幾種情況,系統提出了辨析僞書的 8條基本方法;藏書家祁承在《澹生堂藏書約·鑒書》中也曾歸納了僞書的種種情況。清代是繼宋以後辨僞工作的又一興盛時期,學者們在提出問題的態度上更爲慎重。在辨僞方法上更加細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過前代,確認了一批長期爭論不休的典籍真僞。如確證古文《尚書》《孔子家語》今本《竹書紀年》系僞書等,即是這一時期辨僞工作的重要成果,閻若璩則是這一時期的傑出代表。姚際恒所著《古今僞書考》一書是著名的辨僞著作。著名學者崔述在《考信錄》一書中,對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說的真僞進行了系統的考辨,基本總結了前人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經驗,直接啓迪了中華民國時期「古史辨」學派疑古辨僞學術活動的開展。清末民初的辨僞工作,不僅在具體文獻的辨僞上有所收獲,而且還在西方學術思想輸入的背景下,依據前代學者的經驗和成果,對辨僞方法進行了全面總結,基本確立了辨僞作爲文獻研究的分支學科的地位與方法。其中較著名的有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提出的審定史料真僞的 5條方法;梁啓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和《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中歸納的辨僞公例等。近人張心輯《僞書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僞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僞工具書。

辨僞方法 前人考辨古籍真僞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項:①利用各種書目和提要,從文獻的流傳線索上去發現問題和尋找區別真僞的佐證。對文獻的真僞産生疑問,是辨僞工作的起點,而這些疑問有很大部分是從流傳上發現和提出的。至于區別真僞的佐證,更離不開查考作者生平和從目錄學、版本學角度對文獻形成、流傳過程的考察。②根據其他文獻對一書的引證來核實該書真僞。任何一部真實存在的文獻都會或多或少地在流傳過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內容的蹤迹,特別是當時能見到這部書的人對它的引證,這些資料可以作爲鑒別真僞的有力佐證。例如當發現「後人謂某書出現某時,而彼時人未見此書」,或「甲書未佚之前,乙書有引用,而甲書今本無乙書所引之文」(以上梁啓超語),則可基本斷定此書系出于僞造。③從文獻的內容和文體上鑒別其是否與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從作品所表現的史實、學術思想、文體、文法、語言文字(包括特定時代的方言)以及稱謂、提法等方面去尋找佐證。如書中引及了後代的史事和學說,出現了與特定時代環境不符的語言現象,則至少可確定其書在著作年代上存在問題。前人對《列子》真僞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運用了這一方法。爲了更正確地運用這一方法,還要求人們對古書的著作體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獻,有其獨特體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流傳增補才定型的。這和嚴格意義上的僞書有所區別,張心說:「大抵戰國及戰國以後之僞書,由于後人之僞造者居多,其過多在作僞者;戰國及戰國以前之僞書,有由于讀者之誤會,其過或在于讀者,此又辨僞者所宜知也」(《僞書通考·總論》)

辨僞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首要前提, 也是文獻學 研究中的一項基本工程。前人的辨僞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即使前人已定的「鐵案」也並非無可複議之處。例如,《尉缭子》一書曾長期被人認爲是漢以後人的托名僞作,近年在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簡中發現了此書的殘篇,證明此書確爲先秦時代的古籍。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尤其是考古發現以及學術研究的深入,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辨僞課題;前人總結的辨僞方法,也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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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guo guji bianwei   中國古籍辨僞   distinguishing of Chinese ancient fake books   考證古籍書名、作者和內容真僞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僞書的出現有其社會背景和曆史原因,作僞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僞題作者和書名,有的時代混淆,有的在內容上真假雜糅等等。中國現存古典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程度不等地存在此類問題,清代張之洞曾有「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軒語》)的論斷。   古籍辨僞工作包括兩方面內容:①關于古籍文獻名稱、作者著作年代真僞等的考辨;②關于書籍內容(如事實、論說真僞等 )的考辨。前者和古籍版本學、目錄學的關系較密切,後者則與校雠學及史學中的史料考辨工作相近。辨僞的根本目的並非要從古文獻中剔除僞書,而是要弄清這些文獻的真實著者、書名和著作內容、年代等,使人們能准確地了解其價值和正確利用。   簡史 中國的古籍辨僞工作是伴隨著文獻研究工作的開展而産生的。早在戰國時代,就有學者認識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獻之前,對其立論、事實的真僞進行考辨。西漢末年,官府組織學者進行大規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對當時所存文獻中的依托和真僞摻雜現象進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據《七略》編成的《漢書·藝文志》中,有許多「依托」、「非古語」、「後世所加」之類的斷語。此後曆代學者對此都很關注,如東漢經學家馬融在注《尚書》時曾遍考各篇的真僞;王充在《論衡》中系統地對當時一些經史要籍中記載的史實提出了質疑;隋代僧法經編纂的《衆經目錄》專立「辨僞」一門,著錄在著者、內容和年代上有問題的經籍;唐代文學家韓愈在讀書治學過程中,注意辨別古書之真僞,並根據僞書的不同性質對它們進行了初步的分類;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更寫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僞專篇。宋代疑僞考辨之風更爲盛行,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歐陽修、吳、程大昌、王應麟、程頤、朱熹、晁公武等都進行過文獻考辨,取得了較多成就。明代胡應麟在總結前人辨僞經驗的基礎上,歸納了古籍作僞的十幾種情況,系統提出了辨析僞書的 8條基本方法;藏書家祁承在《澹生堂藏書約·鑒書》中也曾歸納了僞書的種種情況。清代是繼宋以後辨僞工作的又一興盛時期,學者們在提出問題的態度上更爲慎重。在辨僞方法上更加細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過前代,確認了一批長期爭論不休的典籍真僞。如確證古文《尚書》《孔子家語》今本《竹書紀年》系僞書等,即是這一時期辨僞工作的重要成果,閻若璩則是這一時期的傑出代表。姚際恒所著《古今僞書考》一書是著名的辨僞著作。著名學者崔述在《考信錄》一書中,對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說的真僞進行了系統的考辨,基本總結了前人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經驗,直接啓迪了中華民國時期「古史辨」學派疑古辨僞學術活動的開展。清末民初的辨僞工作,不僅在具體文獻的辨僞上有所收獲,而且還在西方學術思想輸入的背景下,依據前代學者的經驗和成果,對辨僞方法進行了全面總結,基本確立了辨僞作爲文獻研究的分支學科的地位與方法。其中較著名的有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提出的審定史料真僞的 5條方法;梁啓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和《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中歸納的辨僞公例等。近人張心輯《僞書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僞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僞工具書。   辨僞方法 前人考辨古籍真僞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項:①利用各種書目和提要,從文獻的流傳線索上去發現問題和尋找區別真僞的佐證。對文獻的真僞産生疑問,是辨僞工作的起點,而這些疑問有很大部分是從流傳上發現和提出的。至于區別真僞的佐證,更離不開查考作者生平和從目錄學、版本學角度對文獻形成、流傳過程的考察。②根據其他文獻對一書的引證來核實該書真僞。任何一部真實存在的文獻都會或多或少地在流傳過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內容的蹤迹,特別是當時能見到這部書的人對它的引證,這些資料可以作爲鑒別真僞的有力佐證。例如當發現「後人謂某書出現某時,而彼時人未見此書」,或「甲書未佚之前,乙書有引用,而甲書今本無乙書所引之文」(以上梁啓超語),則可基本斷定此書系出于僞造。③從文獻的內容和文體上鑒別其是否與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從作品所表現的史實、學術思想、文體、文法、語言文字(包括特定時代的方言)以及稱謂、提法等方面去尋找佐證。如書中引及了後代的史事和學說,出現了與特定時代環境不符的語言現象,則至少可確定其書在著作年代上存在問題。前人對《列子》真僞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運用了這一方法。爲了更正確地運用這一方法,還要求人們對古書的著作體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獻,有其獨特體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流傳增補才定型的。這和嚴格意義上的僞書有所區別,張心說:「大抵戰國及戰國以後之僞書,由于後人之僞造者居多,其過多在作僞者;戰國及戰國以前之僞書,有由于讀者之誤會,其過或在于讀者,此又辨僞者所宜知也」(《僞書通考·總論》)   辨僞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首要前提, 也是文獻學 研究中的一項基本工程。前人的辨僞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還有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即使前人已定的「鐵案」也並非無可複議之處。例如,《尉缭子》一書曾長期被人認爲是漢以後人的托名僞作,近年在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簡中發現了此書的殘篇,證明此書確爲先秦時代的古籍。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尤其是考古發現以及學術研究的深入,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辨僞課題;前人總結的辨僞方法,也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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