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研究文学史的人，大抵对南北朝文学评价不高。这也许是受了唐代的韩愈和白居易等人的影响。因为韩愈提倡散文，自然对南北朝流行的骈文持否定态度；白居易则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当然也不会赞成大部分以“嘲风雪，弄花草”为内容的南北朝诗歌。这两位作家的主张虽然是有进步作用的，但其论点也不免有偏激之弊。
不过，人们在贬低南北朝文学时，对南朝似乎还肯定较多，因为当时还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杰出的诗人。至于北朝文学，则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都谈得很少，最多不过讲讲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而这两部书却并非纯粹的文学作品。至于庾信、王褒和颜之推则都系由南朝来的文人，一般研究者也不大把他们作为纯粹的北朝作家看待。
平心而论，南北朝文学在历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这是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的。即以北朝文学而论，作家和作品虽不如南朝丰富，却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作一番探讨。
^^一
历史上所谓“北朝”大致开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进兵中原，灭北燕前后（公元４０７年左右）；而结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历时约一百八十多年。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南北政权的长期对峙和许多少数民族入居黄河流域，使北朝的魏、齐、周三代，在文学方面的情况和南朝不很一样。关于南北朝文学的差别，《隋书·文学传》曾有所论述，认为南朝文人“贵于清绮”，擅长诗歌；北朝文人“重乎气质”，便于作应用文字。近人刘师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也主张“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和《隋书》的看法类似。但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北朝文人其实都是模仿南朝的，只不过在辞藻绮丽方面还有些不及，并非他们在文风上有什么独创。这一见解是很正确的。试看《北史·魏收传》所载北齐两位颇著名的作家邢劭和魏收互相讥讽的话，就可知一斑。据云，邢劭议论魏收说：“梁朝任昉的文章，本不甚好，而魏收却只知一味模仿他！”魏收听到后反唇相讥说：“邢劭自己专门去剽窃沈约的作品，反而来笑我学任昉！”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载，当时北齐首都邺城的文人分成了两派，互相攻击，为首的就是邢、魏二人。尽管北朝文人也曾有人非议过南朝作品，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南朝作品还是称赏者居多。唐张鷟《朝野佥载》曾讲到，庾信初到北方，有些人看不起他，及见《枯树赋》，就不敢再非议了。相反地，庾信早年出使东魏，回南方后讲起北方文人，却认为只有温子升的《韩陵山寺碑》值得一谈。由此可见总的情况确是北朝人效法南朝，仰慕南朝。
如果说在艺术技巧方面北朝文学主要是模仿南朝的话，那么在内容方面却又与南朝文学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北方曾经经历了长期战乱，又由于各族的杂居和逐步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生活状况、心理状态都与南方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以至风格也有所差别。试看北朝乐府民歌和南方的《子夜歌》、《西曲》等民歌的差别就很清楚。即使文人的创作，区别虽不如民歌显著，但精神风貌却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谈论北朝文学，既要看到它与南朝文学相同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其相异的一面。
^^二
北朝文学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北魏道武帝灭后燕进兵中原到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因为推行汉化，改姓为元）即位（４７１年）为止是第一个时期；从元宏即位逐步推行汉化到北魏政权的陵替，分裂为东魏与西魏（５３４年）为止，是第二个时期；从东魏与西魏对峙到北周灭北齐，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又灭陈统一中国为止，是第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北魏初年。由于鲜卑拓跋氏所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之十六国时代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慕容部等都要浅得多，因而对文学不很重视。加之当时黄河中下游一带在经历西晋末年以来百余年的战乱之后，文人大抵南逃，很少有人从事文学创作，当时北魏境内较有名气的文人只有崔浩和高允等。他们的文章多数是一些质朴的应用文字。但崔浩写过一篇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的文章则骈俪气息较重，说明他并非不能写骈文，只是当时朝廷中通用的文字，一般是散体。高允也曾吟诗作赋，他的《罗敷行》只是略述汉乐府《陌上桑》的梗概，毫无诗味；另一些四言诗更是纯粹的说教，简直味同嚼蜡；他还写过一篇《代都赋》，业已散佚，另一篇《鹿苑赋》见于《广弘明集》，亦无多大艺术价值。相对地说，从西凉和北凉入魏的一些文人如胡叟、胡方回、刘晒等人的作品，倒显得较有文采。这是因为十六国初期割据凉州的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遭受战乱较少，一些文人避乱来到这里。前凉的张骏和西凉的李暠又都能提倡文学，他们两人也都作有诗赋传世。所以《魏书·胡叟传》讲到：“自张氏以来，此土（凉州）号有华风。”北魏初年的文人，有不少人来自凉州，另一些人则多少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鲜卑族歌谣，据说在唐代还有保存的，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些作品后来全部亡佚。现今所存的“北朝乐府民歌”，大抵保留于《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中虽有少数民族歌谣，但多数产生于十六国时代的氐、羌诸族，且已经过南方乐工的润饰。《魏高阳王乐人歌》、《咸阳王歌》以及胡太后所作的《杨白花歌》，似皆汉族人所作；《魏书·李孝伯传》所载《李波小妹歌》，也是汉族民歌。至于当时鲜卑族人所作的公文，现在保存于《魏书》中者，大抵与汉族人所写的无甚差别。这些文章有些可能是出于汉人代笔，也有些可能是魏收载录时作过润饰。值得注意的是《宋书·索虏传》所载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封信，质朴几同口语，其中有些话简直幼稚可笑，如：“取彼亦须我兵，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这篇文章大约是拓跋焘用鲜卑语口授，由别人用汉文写成的。象这种文字，魏收自然不会收进《魏书》中去。
第二个时期即元宏即位到北魏衰乱这一阶段，由于元宏大力推广汉化，士人中从事创作的颇不乏人。据日本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四声论》说，当时“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但是曾亲历这一时期的魏收却说当时的文坛“学者如牛毛，成都如麟角”（《魏书·文苑传》）。这两人的看法其实并不矛盾，当时的文学确实由于元宏的提倡而逐步兴起，至于产生较好的作品，总得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元宏统治时代毕竟产生了郑道昭、袁翻、祖莹和常景等文人。他们开始向南朝文人学习，写出过一些比较讲究辞藻的诗和骈文。这些诗人虽然不大受人重视，却是北朝文学开始兴起的标志。
在上述的这些作家中，郑道昭的诗今存三首，见于《山左金石志》，其中有两首由于刻石缺损，有的字已不可辨认。但总的来说，情调接近于郭璞的《游仙诗》，在写景手法方面，又和谢灵运较近。常景的《蜀四贤赞》，题材和用意都取法于颜延之《五君咏》及鲍照《蜀四贤咏》，但形式上却是四首五言八句的诗。如咏司马相如那首：
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这种诗除了平仄不调外，中间四句是对句，已接近后来的律体，这和《玉台新咏》中所收梁中叶后的不少诗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不过那些诗一般均属艳体，情调远不如此诗高昂。常景还作过《四声赞》，以响应沈约的四声说，文见于《文镜秘府论》，足证他是努力学习南朝文学的。和他差不多同时的甄琛则作《磔四声》，对沈约的诗论提出异议，沈约也曾作文答辩，可见当时北方某些文人的意见，已能引起南方沈约这样的大作家的重视。
这个时期北方的诗、赋和骈文，还不足与南朝相媲美，而散文方面却出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书虽系学术著作，而且其中有一些传诵的片段如《江水注·三峡》，实取材于宋盛弘之《荆州记》，但仍有不少名篇出自郦氏手笔。这些文章在散体中也夹有骈句，说明作者在行文中也颇讲究辞藻。
第三个时期即从东西魏对峙到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止，是北朝文学的繁荣时代。此时东魏和后来北齐的首都邺城，曾经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北魏分为东西两个政权以后，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东魏境内。一些文人大抵聚居邺城。《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曾赞叹北齐文学之盛说：“及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这些话虽不免有些颂扬过分，但确也证明东魏、北齐时代文学的繁荣。
东魏作家中最著名的首推温子升和邢劭。温子升兼擅诗歌和骈文。他的骈文大抵是一些公文和碑志，在今天看来，似不能算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根据当时的文学概念，文章只要辞藻华美，也常常受到称赏。庾信欣赏他的《韩陵山碑》，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温子昂的诗，则颇有佳作，最著名的是《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ｙēｗēｎｇ）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这首诗的风格已接近初唐歌行，情调尤与沈佺期的《独不见》等诗相近。温子升其他诗作也有佳句，如《从驾幸金墉城》中“细草缘玉阶，高枝荫桐井，微微夕渚暗，肃肃暮风冷”诸句，亦和齐梁诗风相似。据《魏书·文苑传》载，北魏的济阴王元晖曾称赞温子升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从温子升现存的作品看，似乎还难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他那些好诗和南朝梁中叶以后不少作家相比，倒也不见得逊色。
温子升在东魏末被高澄（即后来的北齐文襄帝）囚于晋阳狱饿死。但和他同时齐名的邢劭则活到了北齐。邢劭传世的作品除诗和骈文外，还有一篇《新宫赋》，见于《艺文类聚》，恐非全文。这篇赋的手法似受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何晏《景福殿赋》影响较深。如：“兽狂顾而犹动，鸟将骞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变万化，殊形异宜”等句，主要是铺陈和夸饰，而句法却又是四言、六言相对，已具骈赋特点。邢劭的诗存者不多，诗风似较温子升要质朴些，然而感情比较真挚，尤以自伤及忧时之作为佳。如《冬日伤志篇》：
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这首诗大约是他晚年所作。在北齐后期，孝昭帝高演杀了大臣杨愔，朝政日乱。邢助和杨愔有交谊，曾受到一定的连累。他目睹北魏旧都洛阳经历尔朱氏之乱以及高欢挟持魏帝迁都邺城后的荒凉景象，抚今思昔，颇有悲愤之感。他的骈文虽多属应用文字，但他所作《萧仁祖集序》，强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作家，文风不能相袭，这个论点显然是不错的，不过他的创作实践，却主要还是学习南朝齐梁的文风，这是当时北朝文人总的趋势。
稍后于邢劭的魏收，曾与邢齐名争胜。据说魏收认为要能作赋才算“大才士”，他的赋写得比邢劭多，然而现今却一篇也没有留传下来。魏收的骈文与温子升、邢劭也不过是伯仲之间。他的诗存者不多，其佳句如“泻溜高斋响，添池曲岸平”（《喜雨》）：“凌寒翠不夺，迎喧绿更浓”（《庭柏》）等，似亦未脱齐梁诗习气。北齐还有一些作家如刘逖等人，诗风都学习齐梁。尤其是南朝后期经过侯景之乱及西魏攻克江陵以后，一部分南方文人也避乱逃往北齐，如颜之推、萧悫、郑公超等，对北齐文学的繁荣也作出了贡献。北齐后期出现了卢思道、薛道衡和孙万寿等人，都由齐入隋，历来被视为隋代诗人。他们的诗作实际上已超过南朝陈代的多数诗人。试看隋代诗人中较有成就的大抵是北方人，相反地，由陈入隋的江总、虞世基、虞世南等人却没有写出多少佳作。这说明北朝文学是越到后来越繁荣，而南朝文学却到梁中叶以后就走上下坡路了。
北齐诗歌除了文人作品外，还有一首少数民族的民歌《敕勒歌》。“敕勒”是高车族的别名。此歌据云本用鲜卑语唱，经译为汉语，便成了杂言体。诗中反映了高车族的游牧生活与北国的草原风光，为历来所传诵。金元好问曾称赞此诗说：“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北齐也产生了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两部散文名著。前者写佛寺和贵族邸宅的建筑以及北魏末年一些人的生活面貌，颇为生动；后者写梁朝中叶和北齐一些上层人物的小故事也颇具特色。
和北齐相对立的北周，由于得到了南方的王褒和庾信，所以文坛也颇不寂寞。庾信和王褒都是著名的诗人和骈文家；庾信的辞赋尤多名作。但他们成名都在来到北方以前，只是入北以后，，由于生活经历的变化而趋向刚劲。在庾、王入北以前，西魏统治区并未产生什么重要作家，仅有申徽等少数人能写一些骈文。但执政者宇文泰已对文体的华靡很不满意，而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想纠正文风。但他那种完全复古的文体，完全不切时用，所以实际上并未产生影响。后来庾信等人一到长安，连宇文泰的儿子们也模仿起庾信的文风来。不过他们却并没有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总的来说，北朝文学的繁荣主要是出现于北齐境内，北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则主要靠庾信和王褒二人。这是因为北魏一百多年中，关中一带的文化已远不如黄河中下游；而宇文氏割据关中以后，又连年征战，无意于提倡文化。所以到了隋代，北方文学超过南方，实际上全属入隋的北齐文人之功。当然，隋代也曾出现过由周入隋的诗人杨素，但他的创作主要是受到庾信以及北齐文人的薰陶，而且仅他一人，还不能使北周文学与北齐并驾齐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