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五年计划
Di-er Ge Wu Nian Jihua
第二个五年计划
Second Five-Year Plan of China
（决策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2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二五”计划，也称为大跃进。
编制经过及内容 根据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主持下，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方针、任务和指标。规定的五项基本任务是：①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②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④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⑤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按照这些任务，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提出，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积累率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达到的水平，1962年钢产量1050～1200万吨，粮食产量2.5亿吨左右的奋斗目标。
（决策背景）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回顾这段岁月，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曾提到过两个小故事。
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错误的计划，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2两肉，每天4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本报记者李松涛整理
（数字）
6000万吨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1962年产钢6000万吨。
10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2877
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将15年的赶超英美战略变成10年，在“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兴奋地将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
（决策结果）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不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大跃进”，修改原定计划，提出脱离实际的建设任务和过高的奋斗目标。执行结果，“二五”时期农业、工业大幅度减产,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0.4％，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只有3.8％,大大低于“一五”时期；粮、棉、猪和机床、棉纱、糖等主要产品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低于1957年，出现了第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建设被迫后退；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每年平均下降2.5％，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这是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放弃实事求是，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搞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恶果，教训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