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法国将军、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
戴高乐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中文名：夏尔·戴高乐外文名：Charles de Gaulle别名：“戴高乐将军”、“将军”国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出生地：
法国里尔
出生日期：
1890年11月22日
逝世日期：
1970年11月9日
职业：
总统、将军、政治家
毕业院校：
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
信仰：
天主教
主要成就：
第18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主义”
代表作品：
《敌人内部的倾轧》、《剑锋》、《希望回忆录》
前任总统：
勒内·科蒂
继任总统：
乔治·蓬皮杜
任期：
1959年1月8日 – 196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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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生平早年生涯自由法国辞职下野东山再起家庭生活与世长辞二、作品一览三、历史评价“欧洲人的欧洲”同美英关系同德国的关系同苏联的关系同中国的关系四、个人名言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法文：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被授予准将军衔。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在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并发表了著名的电台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一讲话在历史上标志着法国抗击纳粹侵略的开始。[1]
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至1946年因政治斗争而辞去职务。1958年，戴高乐因五月危机重返政坛，制定新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第一任总统。[2]
一、人物生平早年生涯
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戴高乐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个军人。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他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白痴，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猎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1937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30年代，戴高乐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述，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在法国组建有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部队。可惜这些战略思想没有被法国军事统帅机关所重视和采纳。
自由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袭法国西北部时，戴高乐才仓促受命组建一个装甲师，并被提升为准将，但为时已晚，法军一溃千里。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这时，副总理贝当和总司令魏刚等投降派在政府中占了上风，当德军逼近巴黎时，他们不组织抵抗，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拱手将巴黎让给了敌人。随后，雷诺政府垮台，贝当出任总理，向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军全部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法国北部由德国直接占领，南部由贝当傀儡政府管辖，首都设在维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到此结束。
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法西斯德国血战到底。就在法国政府中的投降派酝酿向入侵者无条件投降时，戴高乐出使英国，谋求英、法联合抗击法西斯德国。等他返回法国时，投降的局面已不可挽回了，于是他下决心到英国去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6月17日，戴高乐送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回伦敦。到机场后，就在飞机起动之际，他突然钻进舱门，飞机腾空而起。在场的其他法国官员惊得目瞪口呆。当天晚上传来消息，贝当已经向德国入侵者求降。第二天下午6时，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
这时，戴高乐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傀儡政府的 “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着手把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武装部队，并开始引起国际的重视。1943年他把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就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其他抵抗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拥有50万战士，在国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戴高乐设法和国内的“法国内地军”取得联系，并且千方百计地把最高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再加上他那十分固执而倔犟的性格，他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可说是相当糟糕。因此，他被排斥在1945年2月雅尔塔三强会议之外，而这次会议却处理着诸如战后欧洲状况等与法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戴高乐想方设法取得了出席批准德国投降仪式的代表权，并使法国在德国获得了一块占领区。可是7月举行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戴高乐又被排斥在外，这使他在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人理睬他的旨在肢解德国的计划。尽管如此，戴高乐为法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享有大国否决权。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
辞职下野
1944年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一年过去了，戴高乐深感“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对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为不满。1946年1月，他突然辞职下野。他确信，此时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法国人民将大声疾呼地召唤他重掌政权。这一估计大致不差，只是时间推迟到12年之后。
早在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Colombey）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绿树成荫，气候宜人，对他们的白痴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只有在安娜面前，这位严峻刻板、目空一切的军官才会忘记自己的尊严。他一面跳舞，拍着大腿，一面唱着流行歌曲，还让安娜玩他的军帽。戴高乐下野以后，回到了科龙贝，这回可有时间和安娜玩耍了。他们夫妇还用写回忆录得到的版税设置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以便安娜在他们死后还活着时，能得到适当的照料。不幸的是，安娜在她20岁生日前夕患肺炎死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握着妻子的手说： “唉，她现在和别人一样了……”
在野期间，戴高乐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荡的覆辙。1947年他发起组织法国人民联盟，1951年成为正式政党，在议会中占有120个席位。由于不满议会党团，该党在1955年解体。戴高乐开始埋头撰写回忆录，先后出版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在第三卷《拯救》出版时，他已经重新执政了。
东山再起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频频更迭，政局动荡，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戴高乐感到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后来至少发生了4起阴谋杀害戴高乐将军的事件，其中的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他的防弹车冲了过去。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卫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那辆坚固的雪铁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才的地方掠过。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连续当了两届（11年）总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他一直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英同享决策权。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后，他撤销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戴高乐反对大国核垄断政策，法国于1960年3 月自己制造原子弹获得成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核遏制力量。戴高乐充分利用法国的否决权，把英国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以便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与外交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就颇为逊色了。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 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79岁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村民经常可以看到戴高乐在村边散步，默默地回首往事，看上去心情是那样的抑郁。戴高乐没能把回忆录写完，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家庭生活戴高乐夫人将要分娩，不幸遇到了车祸，当场昏死过去，经医生的抢救才转危为安。不久，女儿小安娜便诞
生了，遗憾的是，由于夫人的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的的药物，致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迟钝弱智的孩子。面对这样的现实，戴高乐夫人没有一点厌烦的表示，她对丈夫说，宁可放弃自己所有的地位和金钱，也要让安娜享受一个正常孩子的欢乐。戴高乐十分同意妻子的解释，他激动地说：“不是安娜自己要求到人间的，我们两个人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使安娜既可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又可以安静地与父母在一起。
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肺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不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断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
与世长辞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 ？）。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3]
二、作品一览戴高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有六大著作：1、《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戴高乐第一部著作。
2、《剑锋》(1932年)此部著作在法国未受重视，却受到敌国纳粹坦克部队将军重视研究，因此制定闪电战(Blitz)。
3、《未来的军队》(1934年)
4、《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年)
5、《战争回忆录》(1947年)：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称为姐妹作。
6、《希望回忆录》(1970年)：戴高乐的遗著，预计写完三卷，但还未完成，戴高乐就因心脏病去世，仅完成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头两章。
三、历史评价“欧洲人的欧洲”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4]
同美英关系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近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
同德国的关系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形成。
同苏联的关系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
同中国的关系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四、个人名言1、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
2、到月亮上去不算太远；我们要走的最大距离还是在我们之间。
3、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是大国。
4、我的朋友越多，就越喜欢狗。
5、无论发生任何事，法兰西的抵抗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6、在一起共过很多患难的人，其友谊才称得上牢不可破。
7、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
8、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
9、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
10、当法国人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你要和他们谈谈法兰西。[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