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还不象明清封建专制达到顶峰时期，皇权不是无限扩大。因此即使象曹操那样权势很大的时候，在重大问题、国事上也要重视朝议，比如他要恢复肉刑，但是朝议反对就只能暂时放弃。司马懿执政时期没有曹操那时权力大，国家重大事情不仅要先请示郭太后，也要重视朝议，尽管郭太后因为搭救之恩对他言听计从，但朝廷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只是最大派系首领。比如对待曹爽的处置上，他给曹爽送粮食，回应曹爽试探生死，有赦免他的表示，但是最后朝议结果是处死了曹爽。在处理王凌等谋废曹芳的事件中，他已经为王凌求情赦免了他，并且写信给郭淮赦免他的妻子，郭淮的妻子就是王凌的妹妹，可是后来朝议还是对王凌进行追戮，满门抄斩。
后来郭太后准备要废掉曹芳的时候，司马孚无疑是坚决反对，甚至可能拒绝接受郭太后命令，所以郭太后找司马师来办理，司马师开始可能也不愿意，否则也不会哭了。他只能向群臣宣布了太后的命令，询问大家意见，进行朝议。当时众臣的意见基本统一：“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大家都表明了要按伊尹、霍光的作法来办，说要让司马师象古人那样承担今天的，司马师最终也感到曹芳游乐不节，不堪朝政，所以认同了朝议，准备立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的彭城王，可是没有成功，被迫屈从太后立年幼的高贵乡公。从这以后，郭太后继续挟幼主摄政，而司马师就取代司马孚成为政府权势最大的执政，正元元年获得了：”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的地位。高贵乡公事件以后，群臣朝议奏表尊郭太后依古制令书称诏书，这样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郭太后都取代魏国皇帝成为最高统治者，而司马昭也能够立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的常道乡公为皇帝，把政治势力扩展进入宫廷。司马氏兄弟依靠和郭太后的联合逐步获得了对魏国政权的支配权，而曹魏皇族在魏晋禅让以后，也因为与司马孚等司马氏有密切关系而受到优待。
史书中没有记载司马昭要篡权代魏的详细证据，倒是他的辞让权位和谦恭守节反映了他是忠于魏国，至于在后来要传位给哥哥司马师的后嗣齐王，也是《晋书》武帝本纪：“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齐王是个谦恭、守节、宽厚的君子，如果由他即位或许不会代魏，他的才望超过司马炎，连司马懿都器重他。而司马炎则是受到群臣的拥戴，正是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司马昭才被迫立他为太子。司马昭没有象曹操开始想做周公，以后又想当周文王，去世前司马炎问后事，他只说了：贾充是了解你的。何曾、裴秀等人甚至说司马炎没有人臣的相貌，这虽然是表明他们甘愿为司马炎的臣子，但是也多少透露出一些要拥立司马炎称帝的意图，最后由石苞和陈骞劝说魏帝禅让。
这是因为司马炎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晋朝建立以后，司马炎加封很多拥护他的功臣为郡公，而此前就是司马昭实行五等制，也只是最多改变了过去异姓不能封公爵的制度，只是最高封了县公，比如司马孚为长乐县公，郭氏兄弟等人也都是县公。晋朝建立以前的魏国，最高封独立割据的公孙渊为乐浪郡公。现在司马炎要恢复古代诸侯体制，要加封郡公等更高爵位给大臣，而齐王显然支持中央集权体制，反对复古，他和司马伷辞让诸侯特权，要求在天下统一、太平以后再实行复古制度，都是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言行,司马攸是一个忠贞、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与魏国代汉主要依靠世族豪强支持，施行九品制度；拿图谶、星相为依据不同，晋朝建立首先是有民间舆论，百姓说有神人告诉平民王始说：天下太平，在有广大民众拥护司马氏的基础上，开始了禅让进程。当时魏国的地主阶级拥护司马炎代魏的原因主要有：除了很多司马氏提拔起来的坚定支持者：王祥、郑冲、何曾、石苞、裴秀、羊祜、荀顗等元勋拥护，还有在魏国统治时期受排挤的人：如贾充、王沈、陈骞、杜预、山涛、魏舒、高光等的支持，以及亲信张华、王浑、卫瓘、李憙、荀勖、李胤、卢钦等的拥戴。司马炎还依靠其世家背景的强盛宗族，广泛的世族联姻，继续保持陈群制订的九品制度，保护世族豪强利益，部分推行复古制度，扩大分封规模，比如封赏郡公等措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所以顺利地完成了魏晋禅让。
曹氏在晋朝的政治地位很高，不仅末代皇帝常道乡公被封为陈留王，就是《三国志》注记载：魏世谱曰：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在晋朝作为藩王生活了三十八年，也可说是获得善终了。曹氏的陈留王封号直到东晋灭亡时还得到保留，这在古代封建社会是极为罕见的。其他诸侯也大多是降了一级封号，成为公爵。比如齐王，魏世谱曰：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被废以后享了二十年清福。曹植的儿子曹志也是鄄城公，因为有感于其父曹植的遭遇，所以反对司马炎让齐王归藩而一度遭到免职，同案皆下廷尉，只有他免官，以公还第，后来又担任散骑常侍。在《晋书》中的曹氏还有很多，其宗亲夏侯氏在晋朝也十分显赫，司马师的嫡妻夏侯氏被追封为景怀皇后，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母亲也是夏侯氏，被追封为帝太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