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宏烈，字竹君，江西进贤人，生卒年代不详，只知是明末清初人。其父名应期，曾在明朝末年任过粤西县令。宏烈幼年随父在任所苦读诗书，历练本领。清军人关，在平定两广后招募人才，他应试中举，步入仕途。清圣祖康熙三年(166年)任庆阳知府至康熙九年(1670年)。在他任职的六年内，五次上疏，奏请朝廷豁免庆属钱粮16000两白银。郡人思其德，在庆城南街永春门内，修建祠堂，名为傅公祠，嘉庆三年、宣统三年重修。傅宏烈后升任靖寇大将军兼广西巡抚。
傅宏烈初到庆阳任职，正值原归属于陕西省的庆阳府划归甘肃省管辖，仍为一州四县，即宁州，安化县(即今庆城县)、合水县、正宁县、环县。他利用两年的时间，顶风冒雨，爬山涉水，摸清了庆阳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所得到的实际情况是“边荒残民，极苦极惨，地方日坏。”凡是他所到的地方， “伤心惨目，难以苟延。”就是这样极坏的地方、极苦的黎民，仍然要交纳日益繁重的赋税，百姓到了不堪活命的地步，需要“急解倒悬，以安边土事。”因此，他冒着杀头之罪的危险，越级上报奏章，请求康熙皇帝和清朝廷敕部查看，减免庆属钱粮，起到“全此惨黎，安辑边土”的目的。在第一疏奏效之后，他又连上四疏，为庆民请命，使庆民减轻重负，休养生息，得以活命。现在我们分析《请免庆属钱粮第一疏》的内容，就可充分认识傅宏烈其人，理解庆民何以为他立祠了。
一、疏中大胆地反映了庆民悲惨的状况。疏中说： “窃庆阳所属一州四县，隶在西北极边，原属三秦重地，苦寒瘠薄，大与腹内不同。明季兵事，首起延庆，延二十余年，无城不屠，无村不戮。至我清顺治四年，地方稍定，所余残民，十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并无务农百姓。今宁州、安化、合水三州县，卖儿鬻女，年深一年，男号女哭，民不聊生。”反映庆民的悲惨境遇，主要在后四句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惨的状况呢?疏中讲了三条原因：一是庆阳“隶在西北极边”， “苦寒瘠薄，大与腹内不同”；二是“明季兵事，首起延庆，延二十余年，无城不屠，无村不戮”；三是“所余残民，十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并无务农百姓”。这三条原因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条原因不仅在清朝存在，其他朝《代也存在，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因被后一句话所否定。疏中说：“至我清顺治四年，地方稍定”。这就是说，从清顺治四年之后，战争已告结束，社会已趋安定，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已历时17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战争的创伤应该平复，农业生产应该得到恢复，人丁的繁衍已经开始；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也变成了真正的农民，所以这两条原因也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以上三条原因不是主要的，那么庆民何以在清朝立国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还这么悲惨，主要原因何在呢?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一般情况下，封建王朝的官吏对新成立的朝代均采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态度，而傅宏烈却甘冒杀头之罪，大胆地暴露庆地社会的惨状，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一。
二、用家资为庆民弥补税赋的亏欠。疏中说：“臣任事两载，百计调停，以三州县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康熙元、二年，带征民欠三万有余，臣尽倾家资倡首，劝州县臣佟国瑜、虞二球、吴宗杞、吕士龙、朱介等新旧各官，捐完于未奉。清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初五日，恩赦之前，出示士民，不复追征。”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宽民，意在招民，充实户口，安此边土。”俗话说明“千里做官，为的吃穿”。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士大夫外出做官，都是为了光宗耀祖、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傅宏烈到庆阳为官，不仅未获取一分之利，反而捐出家资为民纳税，真是奇事!虽然在他之前，也有知府为民纳税的，如顺治十四年的知府杨藻凤，曾为宁州诸生捐俸代纳，数量不大。而傅宏烈等官吏连补5年的税赋亏欠，达3万有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啊!正如他在奏疏的后面提到“臣家已破矣，力已竭矣。”以其全部家资为民纳税而使自己家破力竭，这是傅宏烈难能可贵处之二。
三、指斥清政府重赋暴敛，纳了过头税。奏疏中说：“奈宁州赋重累民。每地一亩，科银五分六毫七丝三忽九微八纤，倍于安化、合水四县多矣。宁州土地，界连安、合、正、环四县，瘠薄无异，且系高岭。十日不雨，耕作无望；百物不产，商贾绝迹；稻谷不生，惟藉荞麦为种；深沟峻岭，又无挽运卖变之处。止在本地，每石荞麦仅卖市价一钱；每地一亩，大熟之年，仅获籽粒三斗。以三斗之获，卖银三分，而完五分六毫七丝三忽九微八纤之正供，民力亦难办理。又加包荒包逃，是以卖儿鬻女之事，不独一州小民皆然，即贡生、生员之中，亦且有之。甚且儿女无卖，且卖妻矣。日甚一日，节年无征，钱粮万余，责成活户包纳，此逃累彼，残民渐至无民，残土渐成废土，此宁州之惨苦大略也。”这些话说得非常明白、清楚。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这不是重赋暴敛、过头税又是什么?民不堪重负而外逃，不如此，何以为生?宁州如此，那安化、合水是不是好一点呢?非也!各有各的难言之处。疏中说： “安化则有东、西、南、北四乡；我朝定鼎之初，念兹残边，除荒征熟。而安化西、南两乡，顺治八年、九年间，寇孽尚在观望，值行查荒熟之地，死绝无人者，多未报荒，以致节年荒粮两千余两，载在全书，遗累活户包纳。至顺治十八年加增练饷，逃荒者多，民无完肤，此安化之惨苦大略也。合水则经兵燹后，本地百姓，仅存五百六十六家。前任知县刘澄源，招抚外处流移，安插开垦，充实县治，遂以开垦地亩，照例起科。康熙元年(1662年)，奉文驱逐流寓，各回原籍，留下荒粮六百余两，未经减免，节年俱责活户包纳。以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此合水之惨苦大略也。”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安化县虽然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荒地未除，多征了两千余两白银，加在了活户身上，后又加征练饷，使庆民雪上加霜。合水县是因清政府的政策变动，造成移民开荒所加的税落在了原有户的身上。各州县的情况虽略有不同，但共同一点就是赋税过重，民不堪负。这里提到“活户包纳”’是什么意思?活户与死户相对应。活户就是户里还有活人，还在原地居住；死户就是户里无人了，不是死亡了，便是逃走了。死户里无人，但赋税总数未减，这就要活户包纳。这样活户的税更重，逼得他们难以活命，“以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此逃累”彼，残民渐至无民，残土渐成废土。”这就是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庆阳的社会难以安定，生产和经济未得到根本恢复，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根本原因。傅宏烈把庆民悲惨境遇的根本原因归结在清政府的重赋暴敛政策上，大胆为民请命，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三。
四、越级上奏，救民急于救水火。按照清朝的规定，知府的秦，疏只能报经巡抚同意后才能上达。但甘肃的原巡抚刘秉政虽已接到他的缮疏(即原缮写的奏疏副本)后，突然奉命调走，不便查验；新的巡抚刘斗才接上省务，又无暇查验。加之朝廷又颁发旨意，禁止臣下随意去巡历，而老百姓不可能跑上两千多里路去上诉。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越级上奏了。越级上奏也是一种罪名，但傅宏烈在所不顾，这是他难能可贵处之四。
傅宏烈作为封建社会的中层官吏，却有如此难能可贵处，可见。其亲民之情、爱民之心、急民之需的思想。封建社会里不是有清官、贪官、庸官之分吗?他就是那种清官。清官难得，得到一位，黎民百姓必然趋之若鹜；清官为民办一件好事，百姓报之以十，这就是庆民要为傅宏烈建祠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