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小群著
ISBN：10位［7802253225］13位［9787802253223］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2-1
定价：￥28.80元
内容提要本书追述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被以往的史学家所忽略的社会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在二十世纪初期上海的诞生和发展。通过探讨律师，医生，会计师，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这样的自由职业群体及其组织和他们得以发生其职业和社会功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本书揭示了民国时期社会阶级形成的新的模式，和职业化作为现代化之产物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本书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些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并对当今中国社会里的相似现象提供了一个历史参照。
编辑推荐该著作考察了中国社会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类型，而这些类型在此之前还没有得到过足够的研究。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历史境遇下的中国现代社会。这是一部基于严格研究方法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对我们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ChristianHenriot
该书研究了一个被忽视了的课题，为中国历史学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了很多阅读享受。本书所描述的故事，其实是关于在1920和1930年代的中国，一个现代资产阶级自由职业精英的形成。
——LindaCookeJohnson
该书作者应该得到祝贺，他富有洞见地把他的研究结果与关于民国时期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这一仍在进行而有时甚为尖锐的争论联系起来。徐有力地证明，如果公民社会的概念被定义为社会对于国家的自治，它就过于狭窄，不能涵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他主张，“共生动态”的理念最好地概括了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中固有的微妙性，那些团体既不是社会自治，又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本著作对一个在此之前被完全忽略了的社会群体进行了敏锐和审慎的分析，而这个群体对上海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他们相对来说很少的人数。
——SteveSmith
作者简介徐小群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1985年取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同年秋赴美国留学。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克利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除了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外，他的专著《中国自由职业者与民国政府》（本书的英文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于2000年。他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关于1901－1937年期间中国的司法改革）即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导言
一、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社团
二、民国时期的职业化
三、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第一部分自由职业和自由职业者
第一章20世纪初期上海的自由职业
一、上海的现代经济行业
二、上海的司法界、医药界和新闻界
第二章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
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二、自由职业者的职业生涯和身份认同
结语
第二部分社会组织，国家行为和职业化
第三章民国政府与城市社团
一、晚清上海的城市社团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城市社团
三、南京十年时期的城市社团
第四章民国政府与律师业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律师群体
二、南京政府时期的律师业
第五章民国政府与医师业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医学
二、南京政府时期的医学
结语
第三部分律师、会计师和医师
第六章律师职业与会审公廨：上海的律师（1）
一、上海律师公会的组成
二、为职业化而努力
三、上海律师公会与收回会审公廨
第七章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上海的律师（2）
一、在职业主义和政治行为之间
二、进入民族救亡运动
第八章与账房先生告别：上海的会计师
一、会计业与上海会计师公会
二、公共场域与职业地位
三、民族主义诉求和职业利益
四、政治控制与职业规范
第九章国粹与科学之争：上海的中医和西医
一、中医的防御战
二、国粹与科学
三、走向中医的胜利
结语
第四部分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
第十章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上海的新闻记者
一、上海的新闻业与新闻记者
二、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
三、言论自由与新闻职业
第十一章学术救国与文化建设：上海的大学教授
一、上海的教授和他们的社团
二、民族救亡之政治
三、“学术救国”的提出
四、国民党的“文化建设”
五、上海教授与“文化建设”
结语
结论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共生动态
二、城市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综述
三、从民国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城市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综述
本书关于中国自由职业者的研究跟关现有的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文献有何相同或不同？本书是否改变了我们对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现有的理解？本书是以原始材料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现代史专家很容易察觉，它也得益于近年来日渐发达的关于民国时期上海史的学术研究。为了把自由职业群体与国家的关系置于一个宽广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个结论将以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为鉴，对民国时期上海的最近研究做一个综述。同时它提出了一个论据，即中国自由职业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动态共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其他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关系中也可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特征。
首先，我们通过观察国家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来了解关于中国自由职业者所处的历史境遇。晚清以后，上海最重要的社会成分当然是在晚清和民初享有经济支配地位和政治社会影响力的上海资产阶级。他们在这个过渡时期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他们的角色在南京时期又如何呢？有几位学者探讨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衰落，但他们对此的解释不尽相同。柯布尔同意伊斯曼（LlyodEastman）把国民党政权性质界定为自主的，即除了对它自己，该政权不对任何社会群体和阶级负有责任或做出回应。费史密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做了区分，两者一起则构成了国民党政权或国家（本书采用了这一说法）。他发现国民党的党组织和较为激进的中等商人一起失去影响,而国家通过以国家社团主义的计划，与商人精英达成联盟而逐渐占了支配地位。以相同的脉络和对细微差异的更多注意，白吉尔和亨利奥看到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仍然有与国家进行周旋的余地，并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中扮演一个角色。白吉尔在讨论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象“共生”和“协调”这样的词语。尽管上述文献的分析视角并不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动态共生在起作用。
在上海的第二个重要的社会成分是工人阶级。阿兰?罗和裴理宜关于上海工人的研究，已经修正了一些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分简单的假定。他们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实，上海的工人不是一个团结一致、内部毫无差异的的阶级。工人们和他们的政治倾向被同乡关系、文化传统、工作技能、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外来组织者的努力所分化。因此，内部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似乎是人们所希望界定的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任何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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