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鑫和尚（公元１８８７-１９６１年） 武汉佛教现代史中具有威望的老和尚，生前是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洪山宝通寺方丈。
大鑫出家前名叫陈见，字宗德，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黄冈刘集陈先里村（今武汉市新洲区陈先里村）。他7岁发蒙，读了3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寒，乃辍学拜师学做箍匠手艺。满师后边干箍匠边佃种了地主的旱地一斗五升，虽起早贪黑，勤扒苦做，但仍难以糊口。于是他看破红尘，在1912年毅然投黄冈茅店横山寺依宗法师出家，法名宗授，号大鑫。之后直到1923年他才有机会到武昌洪山宝通禅寺受戒，次年便任该寺库房的“库头”，获得了住持的信任。
1925年，大鑫为了精进修行，参学于江浙佛法兴盛之地，先后住宁波天童寺、扬州高旻寺等名刹。由于他是成年后出家，在禅堂打坐往往双腿盘不下去。为此，他竟然不顾疼痛，常用大石块来压腿，硬是磨练自己适应了跏趺而坐的佛教徒生活。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记忆力非常好，所学经典几乎都能背诵。
1927年冬，大鑫回到武昌宝通禅寺任知客，他协助了尘方丈恢复了禅堂坐香制度，领众参禅，使宝通禅寺刷新了“小金山”的传统美誉。1929年至1931年，大鑫在宝通禅寺方丈问贤大和尚的支持下顺利闭关三年，谢绝外缘，一心念佛，并礼《华严经》、《法华经》各一部，从而更加坚定了“将此深心奉尘刹，普度众生报国恩”的信念。
1932年出关后，大鑫受湖北佛教会会长、武昌正觉律寺方丈晓岚大和尚的指令，出任武昌三佛阁住持。他上任伊始，便高瞻远瞩，推私为公，在传真副寺的支持下，将三佛阁长期沿用的子孙规制改成了十方丛林，挂单接众，同时还将三佛阁正式改名为“三佛讲寺”。鉴于以往该寺主赶经忏流弊甚多，他还仿效印光十三祖的灵岩寺宗风，彻底把武昌三佛讲寺办成了六支香、两堂殿的净土道场，为此，他深受四众弟子的拥护。该寺从这时起，清规甚严，收徒一律以宗字为名头，于是，民间有人称其为“一窝宗”。正是这一窝宗，很快就形成为武汉三镇僧团中的一支新兴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丈大鑫邀请高僧能海法师莅临三佛讲寺，举办法会开讲《仁王护国经》，以满腔热情宣扬爱国护教宗旨，当时四众云集，会场规模宏大。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征服国人，要从精神文化上征服，鉴于大鑫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就动员他出来成立中日友好协会，做中日亲善团主席，他以没有文化为由拒绝了，他的举动受到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敬仰和响应，在沦陷的日子里，武汉佛教界始终保持不与日亲善不为他们办一件事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的武昌，大小几十座寺庙，有些小庙在战乱中僧人都已出走，几十座庙宇无人看管，被人破坏和偷盗时有发生。大鑫一边拒绝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一边不顾自身安危领着他的弟子们夜晚到处巡视，照看一些没有人的寺院，将不牢固或损坏了的铁锁全部加锁，保护着佛教文化和庙宇。抗战胜利后，他和李书城、沈肇年、苇舫等7人在武昌三佛讲寺成立了中国佛教会湖北省分会整理委员会，负责战后武汉三镇的庙产登记整理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大鑫先后出席了武昌区以及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抗美援朝时，他组织武昌佛教界积极响应巨赞法师与赵朴初等大德的倡议，捐款认购“中国佛教号飞机”。1953年，大鑫当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配合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召开，大鑫特邀佛教界泰斗虚云老和尚莅临武昌三佛讲寺主持盛大的“祈祷世界和平大法会”，这次参会者有一千多人，直接推动和提高了佛教界爱国爱教爱和平的认识和热情。
当时百废待兴，武汉佛教界一盘散沙，300多所寺庙，4000多名僧人面临着变革和转型，对新中国的陌生和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使他们陷于迷茫和惶惑之中。大鑫以其在武汉佛教界的威望，受命于危难之时主持佛教协会工作：为传承佛教文化和延续佛事活动，他用尽心血保留着寺庙和信教徒；也支持由于各种原因出家的僧尼们还俗并发给路费，让其返乡与亲人团聚；大小300多所寺庙要合并为14所寺庙，很多僧尼不愿离开寺庙，他又四处借钱投资办厂，让僧尼们各得其所进行劳动，自食其力。他一方面延续佛教，支持虔诚的佛教弟子继续佛事活动，一方面要协调寺庙之间关系，协调寺庙与政府民众关系，协调与社会各方关系。以他的威望奔走各方筹集资金，支持工厂生产和经营，他往来于工厂和寺庙之间，奔走于武汉三镇，协调着佛教界与各方关系，可谓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1954年防汛，大鑫带领弟子们出色完成了分配任务，武昌三佛讲寺获得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旗奖。1954年10月19日上午，大鑫作为武汉市佛教界代表，与湖北省主席刘子厚、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等领导一起，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等一行9人，参观访问了汉口古德寺。
1955年8月，德高望重的大鑫当选为武汉市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当时，在全国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鑫积极组织僧众参加生产劳动，他带头把三佛讲寺的大部分房屋腾出来创办了装订生产合作社。1958年，大鑫为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把武昌区乃至武汉市的僧众尼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自食其力，成功办起了制盒厂、制袜厂、毛巾厂、鞋衬厂、印刷厂、药用安瓿厂等。
大鑫廉洁奉公，在佛教界享有盛名，他从不沾钱，社会资助、香客居士供奉，全都交给寺院。据慈学法师回忆，他本人吃的是能照镜子似的稀饭，他为佛教界的事务往来大江两岸要坐船，他只在寺里取几分钱过渡费，不多来1分钱。一次，他唯一的嫡亲侄女（早年已过继给他做女儿）从老家来看望他,希望能为其儿子在城里工厂谋份工作。大鑫对她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大岐山上一支蜡，我怎能有利己之心？现在国家解放了，新社会是自造人才的好时代，青年人要靠自己去奋斗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成为一直激励着他侄女及后人自强不息与奋斗成才的精神传家宝。
1959年7月，大鑫当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佛教协会副会长，同年出任武昌宝通禅寺方丈。在大鑫住持宝通禅寺期间，正逢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他除了发动僧众开荒种地外，还组织寺里投资4万元创办食用菌生产点。从培养菌种到蘑菇生长、收获，菇床由最初的80平方米发展到1800平方米，产品远销省内外。当时来寺里参观学习食用菌生产技术的先后达385个单位，开现场会10次，办培训班9期。新中国的出家僧人实现了由吃蘑菇者到种蘑菇者的转变一时传为佳话，大鑫也成为新闻人物。
1961年7月1日,大鑫为歌颂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经他口述,由弟子代笔,写成了一篇名为《光荣的共产党，幸福的佛教徒》的文章。1961年10月的一天晚上,他在“纠风会”上因备受无端指责而突然中风，没有得到及时抢救，次日凌晨不幸圆寂于武昌宝通禅寺，世寿七十有四。弟子们遵照其遗愿按佛教礼仪用寿缸装殓葬于武昌九峰寺左塔院。中国佛教协会以及社会有关方面都送了花圈，印度还送来了黄结余缠身。为大鑫送葬的队伍长达数里，《湖北日报》报道了关于他的追悼会盛况。值得欣慰的是，在大鑫法师寿缸上署名的嫡传徒孙净慧法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在传承一代宗师的衣钵，将爱国爱教传统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