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团为中共党史名词。有原“三人团”与新“三人团”的区别，分水岭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三人团指1930年代中共遭到国民政府五次围剿，第四次到第五次时期，被迫放弃江西苏区，转移开始向湘桂黔等省转移过程，当中的军事指挥集团。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化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由于当时上海中央已遭国民党破获，发生向忠发叛降等事件，苏联设于上海的长波地下电台亦无法正常运作，长征时期的红军与上海、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局(设于上海租界)都不能电报联系，上海来赣人员安全也无法保证，苏区军事指挥决策完全由“三人团”独断专行。
上海中央派往苏区代表项英等人并不信任早期成功抗击围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中革军委常委毛泽东，认为毛在苏区经营已久，有专擅的作风，在整肃“AB团”事件上负有整风扩大化伤害无辜的责任，红军最具声望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又倾向周恩来等人，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并未获得中央青睐，甚至自叹成为可有可无之人。博古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最后负责者，即代行总书记。
长征历次战役损失较大、伤员过多，在行军至遵义，中共内部就作战方针发生争论，并检讨“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是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果解除了博古的党务、解除了李德的指挥权。决定军事上负最后责任的是周恩来，而由毛泽东辅助周决策。负党的决策最后责任的是张闻天(化名洛甫)。洛甫虽贵为总书记，并不参与军事。新三人团实际上是党务与军事老干周恩来、留苏派的王稼祥、以及“辅佐周”的毛泽东。
中共党史一般记载，旧的“三人团”走的是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遵义会议纠正了这一错误的军事路线，成功地摆脱被追剿困境，终于在当年冬天到达陕北。“遵义会议”确立了党务与军事上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领导架构，而其中张闻天专长集中于马列理论，周恩来强调党内和谐，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并不参与日常管理，中共中央领导权逐渐集中于毛泽东，自此逐渐成为难以扭转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