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新感觉派是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当时，以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为首的几个青年作家，接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张起了现代主义的旗帜。他们声称不愿再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而要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注到客体中去，以新奇的感觉来创造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鉴此，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称他们为“新感觉派”。在我国又把这种流派称作“心理分析小说派”，或现代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倾向的一种，其小说内容多表现半殖民地社会都市生活的种种病态和畸形现象。
新感觉派小说在中国产生的背景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在30年代步其后尘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既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冲击的一种反馈，又是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结果。是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寻求不到施展才华的归宿，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困顿之中。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这就为他们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过，他们并不像西欧的现代派那样，以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出现于文坛，而是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传播与发展新感觉派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积极实践者是刘呐鸥。他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康端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同年底，《无轨列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1929年9月，施蛰存与刘呐鸥、戴望舒、徐霞村等集结在一起，创办《新文艺》月刊，继续张扬新感觉派的大旗、宣告了这个流派的诞生。施蛰存是这个流派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是杭州人，早年在中学教书时，著有现实主义小说《江干集》、《娟子姑娘》、《上元灯》等。1929年9月，在他创办的《新文艺》上，发表了《鸠摩罗什》，才正式涉笔于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新文艺》仅出版一年，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又使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陷于困顿之中。1932年5月，施蛰存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他又以此为园地，或发表国内文学青年的作品，或介绍国外的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横光利一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从而使新感觉派的小说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在《现代》杂志造就的作家中，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对新感觉派的发展具有突进性意义。穆时英是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使他获得了“中国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新感觉派的全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刘呐鸥和穆时英弃“文”从政之后，施蛰存又于1935年2月离开《现代》杂志。到此，这个来去匆匆的文学流派则像彗星一样悄然而逝了。
创作特色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首先，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其他代表作还有施蛰存的《鸥》和《薄暮的舞女》。
其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刘呐鸥的《残留》采用主人公霞玲独白的形式来进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
再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变态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
消亡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总体倾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这个流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创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弱点也导致了这个流派的解体。譬如，他们忽视内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说的审美理想与生活理想，同群众的民族心理、欣赏趣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同时，技巧的新、奇、怪并不能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反而使一些“新兴”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创造性的魅力。这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于是这个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