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上海浦东新区2009年10月26日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钓鱼”事件处理意见。浦东新区区长姜梁表示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将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简介不正当取证的专业的说法叫做“非法取证”，而“不正当取证”是上海发明的一个新词。“不正当取证”与“非法取证”，虽然只有两三个字的差别，但背后的法治思想却是天壤之别。“不正当取证”是讲取证方式问题，“非法取证”是强调对证据效力的定性。如果不将“不正当取证”定为“非法取证”，“不正当取证”在司法中是存在“合法化”可能的，在执法中再次发生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
不正当取证-分析言论抨击“10·14”事件迟来的正义，是孙中界以自毁血肉之躯的抗争换来的。公共舆论铺天盖地的质疑，缘于对当今社会中各类违规执法潜规则大行其道的畏惧与憎恶，也表明对这些用撕裂血肉之躯抗争换来的违规执法潜规则暂时的“偃旗息鼓”并不完全信任。如果滋生这些违规执法潜规则的土壤和背景依然存在，公众有理由担心：即便“10·14”事件能够得到后继从下至上的彻查，但上海市和其他地区的钓鱼执法潜规则，至多会因此而暂时“按兵不动”一段时间，等到“风声”过去，依然会死灰复燃、兴风作浪。因为，和强势执法部门相比，处于弱势的公众，他们即便被“钓”，大都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处罚，没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血性”，去自残自己的肉体，开胸、断指自证清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各界不应该过于乐观地认为，这些血的教训，可以唤起违规执法潜规则既得利益者的良心。
[1][2]提醒民众“钓鱼式执法”的泛滥，再次提醒民众：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好比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而程序正义是人们在法治社会追求社会实质正义的必要条件。
遗留问题上海“钓鱼执法”的来龙去脉，还有很多细节和根源没有查清。例如网民们一直追问的，社会大众想追问的，上海的“钓鱼执法”已经持续了多少年？有关各方获得了多少“钓鱼”收入？这些收入最终怎样分成的？都用到哪里去了？这些游荡在大街小巷的“钓主网络”和“终端钩子”，究竟有多少？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背后的渊源或者其生存的土壤是什么？怎样才能彻底杜绝类似“钓鱼执法”的现象再生？更要问责的是，哪些人享用了“钓鱼执法”的“渔利”？当具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执法活动猖獗如此，百姓遭遇坑害如此，领导者该负有什么责任？此外，全国各地有没有类似上海的“钓鱼执法”行为？相信把“标本”搞清楚，对于全国有相当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评价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将“不正当取证”得到的证据视为无效证据，但由于对取证行为本身的性质判断偷换了概念，将导致对违法取证者的责任追究成为形式；同时，还可能导致受害人不能依法获得赔偿。因此，对广大民众来说，“不正当取证”这个新词的发明绝不是什么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