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分析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20年来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不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一些年轻夫妇（尤其是在城市中）不愿生育或不愿生育二胎的现象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流行的“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的口号今天在中国同样初现了。
在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和低生育率作用下，“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促使人们不惜采取措施如借用B超等高科技进行性别鉴定，导致人工流产女胎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农村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从目前情况可预测，2020年可婚男性将过剩2400万。
现状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应该大致是103到107个之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基本平衡，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30以上的省份有5个，在120—130之间的省份有7个。
农村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从目前情况可预测，2020年可婚男性将过剩2400万。
弊端出生性别比攀升主要是影响婚姻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变迁和“人口生态安全”。
贫困地区的男性还会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10-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可能严重，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其生存发展将更加边缘化。
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两性间不和谐问题会凸显出来。其中婚配问题影响生育资源和生育机会的合理配置，有可能诱致“人口生态链”断裂，无疑会给社会关系和民族延续造成极大障碍，成为影响大国崛起的另一个不利因素。
解决途径出生性别比攀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节育政策下生育率过低，因而解决性别比失调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生育率，因此建立弹性生育政策很重要。打击非法出生性别鉴定可能不是根本措施，但仍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性别比回归正常，确保“人口生态安全”。
同时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围，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帮助人们改变“重男轻女”的思想，扶助女性发展；在人口流动中，可考虑女性资源丰富的地区实现“倒插门”，也可探讨“跨国婚姻”的可行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