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
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
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又译郭实腊。生于波美拉尼亚。1821年入柏林耶尼克传教士学校。1823年在鹿特丹加入尼德兰传教会。曾在巴塔维亚布道。1828年由新加坡到泰国。不久辞去尼德兰传教会职务，成为自立传教士。1829～1831年在泰国用暹罗文翻译《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并出版《交趾支那字典》。1831年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3～1837年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该刊除传教文字外，还刊载政治、科学和商业方面的文章。1834年与裨治文共同组织益智会。1835年继马礼逊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进行侵略活动，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1844年在香港设立汉会，又名福汉会，意为汉人信道得福。该会又被称为郭士立差会，专门训练中国传教人员到内地布道。他是德国教会传入华南的开创人。在华曾参与圣经汉译工作。1851年死于香港。
郭实腊，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因为家境贫穷14岁便辍学。1820年，他大胆给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献诗表达求知愿望，国王准其进入一家神学院上学。1823年，他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926年受其派遣来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传教。后又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士，但与伦敦会一直关系密切。
郭实腊的个人智慧是毋庸置疑的。除母语德文外，他还通中文、日文、荷兰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的方言也有相当的了解，还会马来语、暹罗语，曾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他一生著述多至80多种，语种、内容纷杂，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如《中国简史》、《开放的中国》，从横向、纵向介绍中国历史；如《道光皇帝传》，是道光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这三部都是由英文所写，在欧洲出版。此外，还有德文、荷兰文、日文著述，领域涉及-、经济、历史、地理、科技、金融各个方面。对于早期传教士学术方面最多着手的语言和语法，虽然郭实腊在著述方面没有太大突破，但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确实高人一筹。对19世纪早期最流行的两本语法书马里逊的《通用汉语之法》和马希曼的《中国言法》他一语中的地点明要害：“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编写语法书时孜孜改正的方向。
如同马里逊等人，郭实腊也非简单的传教士，但他的身份转换更为复杂，也更为赤裸裸。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又更进一步，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枪炮轰开大门做积极准备。
郭实腊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他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紧跟着这个想法而来的是明言“怀和睦之意”以“沾润汉人”，是服从于他在传教之外更大的野心。在此之前，虽有《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天下新闻》等创立于外埠的中文报纸，但多是意义比较单纯的定期性的宗教册子，到了郭实腊手中，方为报纸注入世俗内容，这部分内容很值得研究。除了地理和科学知识的着力普及，他在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市价”，辟有“贸易”栏，介绍中国及各国-、制度、经济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状况。他还积极向鸦片贩子筹款，这在当时为一创举，也颇受诟病。但是，他的第三次航海，便是随着鸦片船行进并受雇于鸦片贩子的。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在战争问题上如果是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那么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需要提出的是，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实腊”（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他不仅在第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达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
19世纪初，正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间有中国自身积贫积弱的问题，也有时代演进的客观背景。而以郭实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作为亲临此地的特殊群体，对当时中国形象的巨变有着关键的作用。当时的传教士中，除了理雅各等极少数外，大多赞同卫三畏的观点，即中国文明是一种“半陷落”的荒野文明；郭实腊是从根本持贬抑态度的，他将之追踪至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统一言论下，那些新教传教士们或-或军事身份的延伸，便丝毫不觉奇怪了。这种延伸的历史后果，至今无法尽数评判。刘禾就在《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一文中，以郭实腊“夷”字的翻译问题为例，阐明了这种后果的一种。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中，“夷”字的翻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早期本被译为“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即使在与郭实腊同时期的马里逊编撰的字典《华英字典》中，对它的解释也是foreigner。它的意义从中性到贬损的变化，郭实腊是直接的始作俑者：“当英国国会在1830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21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