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中国丛报》主编、鸦片战争的舆论鼓噪者——裨治文
在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期间的外国传教士中，美国的传教士也不甘后人，他们在帝国主义早期的文化侵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广州及其他地区进行了不少活动，并把他们的活动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军事进攻的政治、经济侵略密切结合起来。这里着重介绍其中两个人：裨治文和伯驾。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教士。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年大学毕业后到神学院进修，1829年9月自神学院毕业就接受美部会的聘请为该会派赴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他由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资助，免费乘坐他的商船并住在他在广州的商行里。他接受美部会的指示，到中国向“那众多的人民”传播“福音”，并要求他就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向差会作详尽的报告。
裨治文于1829年10月14日自纽约上船，经过一百三十五天的航程，于1830年2月15日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在裨治文自美国出发前差会就要求他特别向马礼逊求教，因而裨治文到广州就跟马礼逊学习汉语文。随后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任主编，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印刷场所，于1832年5月起出版一份英文的月刊，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文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无关)①。自此开始，至1851年12月约十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二十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其间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不久又迁回广州。)登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了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等情况，也包括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中国官吏的政策措施活动等记载。其间1833年来华的另一名美国教士卫三畏也参加了编辑的工作。裨治文等在他们主持编辑的《中国丛报》上，在鸦片战争前几年间，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煽动，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的舆论，叫嚣：对中国“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提出的使用武力迫使中国订立一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并公然不讳地承认“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果断措施的鼓吹者”。他们并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进行情报调查，作出了结论说：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②。
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同时，对英国大量走私鸦片的罪恶勾当从来不加指责，他们在中国所搜集的各种情报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他们所制造的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所提出的谋划和主意对于英美等国政策起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