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要求民主自由，实行宪政的运动。
1939年9月9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4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秦邦宪等7人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章伯钧等36人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37人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也提出了开放民主、实行宪政等要求。9月16日，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审议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会后，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根据大会的决议，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罗隆基、史良、褚辅成、钱端升、罗文干等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其任务是协助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39年10月、11月间，张澜、沈钧儒等发起，在重庆先后召开了4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出席并参加了领导工作。第4次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5人为筹备委员。同时，重庆30多个妇女团体发起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代表25人发起青年宪政座谈会。成都、桂林等地也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历来就是反对宪政的人，现在却口谈宪政，“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中国人民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国民党顽固派口谈的宪政，是旧式的，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对讨论宪政的各团体采取钳制与高压的办法，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中央社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等等。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借口，宣布国民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会期另定。这暴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从1944年起，一些争取民主宪政的团体又活跃起来。1月1日，民主人士创办的《宪政月刊》在重庆出版，发行人是黄炎培，主编为张志让。1月3日，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等26人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言指出，民主是讨论宪政的先决条件，民生更是今天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不能实现人民总动员，也不能认真地由人民研究宪草，宪草也就不可能实现。1月5日，宪政月刊社召集宪政座谈会，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实行民主。3月1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共产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本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除中共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3月12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我们主张要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当前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一致要求实施宪政，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只有有了民主自由，抗战力量才能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反攻准备才有坚实的基础。他提出：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批评了国民党排斥异己、拖延训政、拒绝民主的态度。工商界代表在宪政月刊社组织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倡议，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主张立刻动员民众，坚决抵抗，痛斥抗战中的失败主义者。于是，重庆、成都、昆明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在成都，张澜等发起组织的“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的10项主张，要求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目前征兵、征实、征税中的各项弊端，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基地等等。6月以后，桂林、成都、乐山、城固等地大学生纷纷举行讲演会、座谈会，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与自由。昆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学生3000余人，在“七七”纪念日联合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要求改革政治。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1．各方代表由各方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2．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3．国事会议根据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国民党所执行的错误政策。4．在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5．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6．联合政府成立后，立即准备于最短期间内召开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以保证宪政的实施。这样，就把民主宪政运动集中到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上来了。中共的主张，得到各党派的热烈响应。中国民主同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发表的宣言、文章和谈话中，也拥护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