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产生过程，党史学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毛泽东说”、“朱德说”、“张世熙说”和“毛泽东、朱德共同提出说”。
朱德首先提出 毛泽东赞同1.据龚楚回忆，朱毛红军会师不久，朱德在红四军前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十六字诀”。
《龚楚将军回忆录》中记载，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前委成立于1928年5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和龚楚为常委。由朱德提名，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委员。当晚，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位常委都做了专题发言。朱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
他写道：“接着是朱德发表意见。他说他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的革命事业准备长时间的进行，所以我们就要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但与敌人作战时，要以最坚决的行动迅速解决敌人，使敌人增援不及，所以称为速决战。我们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四）敌疲我打：……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157—159页。）
龚楚是当时的红四军前委三位常委之一，他对“十六字诀”的回忆，有时间、有地点、有会议名称、有详细内容。而且，他还具体地说出了“十六字诀”的内涵和会议对“十六字诀”的讨论和评价。虽然龚楚后来叛变革命，但他的这个回忆还是可信的。1984年7月9日，杨尚昆讲到该书时说：“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杨尚昆：《在全军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陈毅和龚楚一同参加了湘南起义，一同上了井冈山，又在赣南瑞金、于都等地共过事，对龚楚是比较了解的。他作为当事人，对龚楚的回忆持肯定态度，也说明龚楚的回忆足以采信。
2.老红军赵镕中将的回忆。
从1927年初起就追随朱德的老红军赵镕说：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赵镕回忆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这段回忆和龚楚的回忆吻合，可见龚楚所言不是孤证。
3.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这段话明确指出：“十六字诀”是1928年5月产生的。这和龚楚、赵镕的说法一致，可相互印证。
4.陈毅元帅对“十六字诀”产生于1928年5月之说表示赞同。
1957年以后，《星火燎原》编辑部打算在《星火燎原》第一卷里增补一篇文章，“记述毛主席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十六字诀）的形成和在井冈山斗争中运用的情形”。他们写信向陈毅咨询：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来的？信中说：根据主席说明的时间（1928年5月）推断，这一作战原则可能包括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因为这次大会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与上文所说的时间大致相同。不知这一推断对不对？陈毅元帅在这封信上用毛笔做了三处批示。（参见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全集》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第一处批示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这个时间，是指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南和湘南时期。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朱德与陈毅等整顿余部于11月初转战赣南。得到范石生将军帮助后，他们于1928年1月成功地举行湘南暴动，1928年二三月间又采用游击战术在广东坪石消灭了国民党许克祥部。其间，朱德提出了从正规作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思想，并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重点讲授游击战战术。陈毅此时一直在朱德身边，对朱德的战法感同身受。所以，陈毅认为“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初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游击战中。
朱德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在1928年5月13日晚上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寓意高明、朗朗上口，当时就得到红四军领导和其他军政骨干的热烈响应和一致称赞，当然会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宣传。
第二处批示是：“以毛选为准。”他还在“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这几个字的下面用毛笔画了一道。“十六字诀”，毛泽东强调的是在南昌起义余部到来后一个月左右产生出来的。产生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上月到达，下个月就产生，没有多年的战争经验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陈毅的“尊重”和“同意”也是有原则的。
第三处批示是针对编辑部关于“十六字诀”提出的具体时间的推断，指出“不能作这样论断”。这一否定再次说明了他的看法：“十六字诀”形成于1927年冬和1928年春的游击战中，在会师后的1928年5月得到了广泛宣传。
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什么在1928年5月之前产生不了“十六字诀”？毛泽东说得很明白：“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这个“根本没有经验”，指的是他本人和当时的党内大多数人。秋收起义的军事指挥是卢德铭、余洒度等人。起义的组织相当混乱，刚刚发动就失败了。毛泽东带领剩余部队于1927年10月27日上了井冈山。1928年1月4日，他率领部队攻占了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城，2月17日打下宁冈县东北部的新城。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刚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上井冈山是他们军事生涯的开始。而朱毛会师之前，朱德已经身经百战。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参战时间最早、经历战争时间最长、经过战斗次数最多的领导人。
朱德于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1913和1914年，他作为营长率部在云南蒙自、个旧、临安一带剿匪两年。在此期间，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和《孙子兵法》，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法，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流动游击战争理论。这种在特殊环境中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是过去军事教材中没有的。
后来朱德又经历了护国讨袁战争和川滇两省多次剧烈的军阀混战，成为滇中名将。四川大军阀刘湘曾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没同意。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从我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集群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美〕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9页。）
1925年7月，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当时教官曾问他回国后如何打仗，他提出要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朱德在苏联期间，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游击战思想。
在井冈山反围剿战争中，朱德根据我情与敌情，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任务。一打永新，红四军先集中兵力于一路，然后声东击西在五斗江设伏。二打永新，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在草市坳设伏。“十六字诀”就是在二打永新取胜之后正式提出来的，是游击战争理论的具体运用与集中体现。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毛泽东具有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极善于把经验条理化，形成言简意赅、振聋发聩的见解。他还特别擅长宣传鼓动，后来不但经常宣讲“十六字诀”，还写成脍炙人口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使“十六字诀”更加鼓舞士气，更加深入人心。
以上辨析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并不妨碍它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正是毛泽东的概括、宣传、运用和推广，使之成为红军主要的作战方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