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法币成为纸币本位制货币。限期收回其他纸币。并且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将市面银圆收归国有，以一法币换银圆一元。法币初期与英镑挂勾，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1948年8月19日被金圆券替代。
背景二十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在此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该货币政策。
结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英美参战前，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日本发行之货币收兑法币，再加上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送往上海兑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国民政府分别从英国及美国得到超过一千万英镑及五千万美元贷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币汇价。至1940年起，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于是法币的价值开始下跌。
对日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已发行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四百倍。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而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得到成果。1948年5月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另一次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评价有人认为：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保证的法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亦是现代国家金融体制下应有的特征。法币发行，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对于时维持抗战时中国的财政，法币有不可少的功劳。但实施的实际效果是，官办的银行掠夺了民间的财富，使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
研究其一：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现在能用纸币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大陆实行的币制改革，但我说中国本就是纸币的发明国，出现新式纸币并使用的时间也早于国民党进行币制改革的时间，但国民党是第一个掌握全国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币制改革的政府，往届政府要么没心，要么没掌握全国政权，推行不开。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虽有一定成效、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但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国民党发行的纸币贬值之快屡屡创下历史纪录，金元卷、银元卷搜刮大陆人民之烈，大陆人民受苦之深我们可以问问当年的老人，且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并未在中国真正普及，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直到解放，人们还是只认银元，甚至鸦片，就是在大城市人们只要有可能就用金银与美元，就是国民党官员收取私钱也是只要金、银、美元，许多共产党人都是靠金条救命。中国人真正使用纸币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发行人民币开始，下面看看中国的法币史。
中国中国的纸币产生于北宋时期，先是由四川地区的一些富商发起，（1023年），政策在益州设"交子务"，并于第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以取代私交子，这便是由政策发行的最早的纸币。早期的纸币，名目繁杂，制度也不规范，经过宋、金时期的实践之后，到元朝（1279-1368年），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通货，这对西方也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到明朝（1368-1644年）纸币名称统一为"大明通行宝钞"。清朝曾一度禁行纸币，到咸丰三年，因财政拮据，才又重新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对于这些古代的纸币，钱币界统称之为古钞。中国的新式纸币，出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由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和台湾先后发行的银元票。光绪二十三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从此中国才有了银行发行的兑换券。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且开始发行人民币，中国的货币又重新统一发行。纵观中国货币的历史，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走过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一种极具个性特色的货币文化，还影响到东亚、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它和西方的货币文化相映生辉，成为东方货币文化的代表。
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是币制改革的最直接动因。始自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涉及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领域，还扩展到货币信用领域，造成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就美国方面而言，实施白银政策是转嫁信用危机的手段。所谓“白银政策”是指美国对贵金属白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白银收归国有等具体政策。其目的是要增加白银储备，并通过提高银价带动国内物价回升进而刺激生产和投资，同时，通过收购白银提高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从而便于倾销产品。而在中国方面，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美国“白银政策”的实施就在中国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只有加紧实施币制改革，才能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旧的货币制度的紊乱带来的诸多弊端也是币制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旧中国的货币种类复杂，既有重量不足、成色不一的银两、银元、铜币等铸币，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而且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极为分散，不但国家发行，私人、中外企业、金融业和非金融业都可发行。这样，市场上就流通了形形色色的货币。这种极不统一的币制对商品的全国性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所以改革落后的、弊端重重的旧的货币制度也是大势所趋。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货币，为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30年代政局的变化，进一步说，就是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九·一八”事变后，举国震动，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大举侵华只是早晚的事情。虽然蒋介石政府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将重点放在剿灭红军上，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之势也不能不有所准备。一旦双方开战，较量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实力，也是经济上的实力。能否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调集全国的资金与物资，能否经受住长期的战争损耗是极为关键的。而法币改革则有利于从财政上提高政府的运作实力，有利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
此外，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也支持并推动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使这一改革得以推行和实施。
在如此的背景下，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一、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位法币。二、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均用法币。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归国有以充法币准备金。四、法币与英镑挂钩，实行外汇本位。
其二：
在谈及法币改革的历史作用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但法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却另有不容忽视的正效应。从当时的效果看，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具体来说，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第二，由于法币与现银脱钩，中国的货币就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并且由于法币与英镑挂钩，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后来法币又逐次增发，这些都缓解了从前通货不足的局面，使物价开始回升，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进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诸多现象表明，法币改革后，情况一直朝着对中国经济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方向考虑，法币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是进步的，它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过程中不可跳过的一环。相对于旧的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它能够更深、更广、更多层面的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同样基于长远考虑，法币改革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一，币制改革后，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便利了国家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最大限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
第二，法币发行之初规定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量搜罗法币然后运至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规定，结果有利地打击了日本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这种政策的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第三，抗战开始后，资金开始向内地后方流动，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银行的存款增加、财力充实，从而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使得内迁的企业可以迅速恢复生产，复工的企业可以扩大生产，新建的企业可以顺利投入生产，于是各种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起来，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币制改革，资金不可能充裕、顺利地流向内地，大后方的经济也很难经得起长久的战争考验。
在回顾艰难的八年抗战史时，人们往往最终以“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一言概括之。固然，这种民族的韧性是抗战取得胜利最本质的和潜在的因素，然而墨守这一“定论”则会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必不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只有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才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