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道林
本名支遁，以字行，俗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佛教学者、高僧。约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卒于废帝太和元年(366年)，享年53岁。 二十五岁出家。后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讲经，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注《庄子·逍遥游》，见解独到。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有《释即色本无义》等。
关氏家族世代奉佛，道林受环境熏陶，自小对于佛理有所领悟。其家大概在永嘉之乱时迁居江左，所以道林少年时得以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较深入地钻研和体会了大乘佛学的奥义。
25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大约他的师傅是西域月支人，按照当时习俗，僧人从师姓，故道林改姓支氏。出家不久即到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与朝中名士有所接触。太原王蒙赞扬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见到道林，则以为卫玠再世。辅嗣即王弼，与卫玠都是魏晋玄谈领袖。年青的支道林初入京就被比成王弼、卫玠，可见他的天挺之资、卓拔学识，在当时已为名士所激赏。
东晋建康的佛学界学风很盛，各大寺院常举行公开的讲经大会，由名德学僧登坛开讲，听众成百上千，除了本寺徒众外，往往还有寺外僧俗参加，并可自由提问、辩论，这种讲经形式称为讲肆。支道林在建康期间，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也就是说，他善于把握经典要义，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对于经文的词句却常常脱落遗漏。他的这种作风，被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经师、论师所看轻，认为狂妄空疏。但谢安听说了这个情况后却大加赞赏，认为支道林对佛理善于抓住精华，略其枝叶，就像古代善于相马的九方皋一样，略其玄黄，取其骏逸。其他名士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蒙、王修父子、何充、王文度、谢长遐等，都像谢安那样给予支道林很高评价，这些一代名流都成为道林的知交。
支道林对《庄子·逍遥游》有特殊的爱好，见解也不同流俗。他曾在建康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论这篇文章，有人提出：“适性就是逍遥。”支道林说：“不然。古代著名暴君夏桀，著名大盗盗跖以残害为性，假如适性就是逍遥的标准，那么他们也算是逍遥了！”事后道林为《逍遥游》作了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书成之后，一时硕学俊彦，莫不叹服。
当时的般若学者纷纷就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解释，并因各自解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派。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安等人的本无宗，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所以以“无”为“本”，强调“无”是实有，客观现象是“末”，而“末”是空幻不实的。另一重要派别是支敏度等人的心无宗，认为本体是空虚的，现象才是实有的。支道林对这两派理论都不满意，著《大小品对比要钞》、《即色游玄论》等文，提出了“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观点，在肯定道安“本无”的基础上，批评了道安直接就本体去认识本体的错误，主张本体与现象互为依据，应该就现象(色)去认识本体(玄)，反过来又通过本体去认识现象。
支道林的学说，对于“本无宗”、“心无宗”都有所批判，又都有所继承，虽然并未完全把握印度以马鸣、龙树为代表的般若性空学说的真义，但在理论上确实超过了其他各个学派、已经比较接近于般若学的非有非无的本体论体系。所以其论一出，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与“本无”、“心无”两派鼎足而三的第三大学派。人们把他这派学说称为“即色宗”。
支道林对于自己的“即色义”很自负，论成之后，曾特意拿给大名流王坦之看，认为肯定会得到赞许。名僧于法开是主张“识含宗”的，常与支道林辩论“即色空义”。大名士郗超赞成道林的见解，何默则拥护于法开的主张，互相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后来多数人站到了支道林一边，于法开气愤不过，离开建康隐遁剡县，足见支道林学说在僧俗两界是多么受欢迎。
大约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左右，支道林也离开了建康，到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立支山寺。其后又南下入剡县(今浙江嵊县西南)，先居于□山的沃洲小岭，不久移至石城山，立栖光寺。
道林入剡之时，谢安正任吴兴(郡治在今浙江吴兴县南)太守，写信给道林，要求他移居吴兴。信中说：“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蹙蹙，触事惆怅，唯待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谢公对于他，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王羲之时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内史，早已风闻支道林的高名，心中还有些怀疑。道林还剡县，途经会稽郡治，羲之特往相见，想观察一下道林的风度和学问。见面之后，羲之问道：“《逍遥篇》可得闻乎？”支道林立刻为他写出主要内容，数千余言，一挥而就。揭示的义理，为《庄子》研究的大名家向秀、郭象所未曾道及，新颖深刻，辞藻又极华美，王羲之读了，惊叹不置，遂披襟解带，留连不已。当即热情地邀请支道林住于本郡灵嘉寺，旨在能多和他亲近、谈讲。
支道林住在剡县的时候，名僧如竺法深、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里；名士如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等，也都在本郡(剡县属会稽郡)。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为盛极一时。
此时支道林因为年龄稍长，对于禅法也发生了兴趣。时时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食涧饮，浪志无生，并曾为《安般守意经》、《本起四禅经》等作注。显然，他也有了坐禅养生的要求。
但是他的名士作风仍然没有改变。坐禅之外，喜欢作诗、写字、养马、放鹤，优游山水。他写的诗常带有浓厚的老、庄气味，写字则擅长草书和隶书。养马、放鹤本来不是和尚应做的事，他却照做不误，而且做得那么富于情趣，那么符合他的名士派头。《世说新语》记载着他养马的一段轶事：“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后来又有人送鹤给他，道林把鹤带到山坡上，对鹤说：“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说着就把鹤放了。
道林行事，率情任性，多如此类。对于讲经说法，他也未尝中断。曾出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讲《维摩经》，道林作法师，许询为都讲，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层层深入地阐释经义。每当道林把一层意思剖析明白，听众总认为无懈可击，许询应不可能再提出问题了。没想到许询又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大家又想，这一回支道林要被难住了。而道林竟又生发出新义，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如此往复，直到讲经结束，两家的问答就像汩汩流泉，永不枯竭。道林的阐释生动形象，听众都感到确实已领会其要旨，但事后想把道林讲的复述一遍，未说上几句就说不下去了，这才感到道林义理的精微奥妙。
晋哀帝即位后(361年—)，频遣使者徵请支道林出都。支道林应诏回到建康，安置在东安寺，开讲《般若道行经》，道俗钦崇，朝野悦服。名士王蒙经过多年构思，自认为已经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写成几百字的一篇文章，拿来给支道林看，以为道林不能与自己抗衡。支道林看过文章，慢慢说道：“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王蒙羞惭满面地回到家中，叹道：“支道林实在是穿着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辈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学问，士大夫们钦敬之余，常常作为谈资。郗超曾问谢安：“林公(道林)谈何如嵇中散(嵇康)？”谢安说：“嵇十分努力的话，勉强可以赶得上。”又问：“何如殷浩？”谢安说：“叠叠不休地辩论，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尘莫及了。”郗超很赞同谢安的评价，他后来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道林这次在京城呆了将近三年，忆念剡县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书要求回归东山。哀帝批准了他的申请，令有关部门优厚资送道林上路。一时名流，都到郊外征虏亭为道林饯别。宴会上，大家争着坐在道林近旁。抚军长史蔡子叔先到，挨着道林的座位坐下，谢安后来，只得坐在离道林较远之处。后来蔡有事暂时离座，谢安连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来见位置被谢占了，二话不说，近前将谢连坐垫一起举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旧位上。谢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见，支道林多么受时贤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县不久，因病卒于石城山旧居，年53岁，时为太和元年(366年)闰四月四日。死后仍受到名士们长期的思慕。后来高士戴逵路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王询作有《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孙绰《道贤论》把支道林比向秀，论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后来王该则说：“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这都是因为支道林集名僧与名士于一身，心胸风神，与玄学清谈家无异而特高，故能生前大受名士称赏，死后长为辈流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