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1888～1976），号伯雄，新化县时雍团（今圳上镇）人——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战神蚩尤的故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三十一年考入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12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宣统三年五月毕业。归国后，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任炮兵教官。同年秋，武昌起义，约同士官同学30多人南下，参加汉阳作战。后在岳州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兼教练科长。南北议和后，调陆军部当科员，从事炮兵典令及兵学书刊等编译。1917年，再次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帝田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 .
他曾指挥部队参加过多次战斗，并以英勇善战而闻名。1923年(民国12年)，孙中山命湘军组织讨贼军讨伐湘督赵恒惕，方鼎英代理军长，在湘江西岸与敌军激战三十余日，终于挽回危局。旋又奉孙中山命，平陈炯明叛乱，解广州之危。1925年（民国14年）起，先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教育长、代校长等职，危难时，掩护共产党人离校，保护了革命力量。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为打击北洋军阀发动北伐战争之时，３８岁的方鼎英已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负责新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普通科学的补习等。
在北伐战争打响前夕，方鼎英主动请缨参与北伐的要求被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兼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婉拒，蒋委之以黄埔军校代校长兼代教育长。
基于出众的军事素质和强烈的军人责任感，方鼎英向蒋介石进言：“第一军自周恩来先生退出政治部主任后，政治工作涣散，军心有所懈怠，大敌当前，敌军总兵力约七十万，恐难操胜券。”然而，统率第一军的何应钦却不以为然。结果不出方鼎英所料，第一军及蒋介石嫡系王柏龄率领的教导师在与孙传芳部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方鼎英找到了为北伐战争出力的途径。他大胆进行军事教育改革，为北伐军输送精兵强将。
他根据各部队的作战需要，增设了特种兵班，改变了黄埔军校单一培养步兵初级军官的格局，并逐步将军校仅有的步兵一科发展到步、骑、炮、工、辎及军事专科等科。另外，为培养优秀军事人才，他提高学生录取标准，提高兵源质量，同时大量延揽军事教育人才。
方鼎英在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为北伐前线输送了两批共５０００多名训练有素的学生军。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方鼎英精心培养的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即将奔赴北伐前线时举行了一次野营演习，他亲自参加，３昼夜未休息。而在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当天，方鼎英因操劳过度而咯血不止，最终导致声音嘶哑两三年。
对于这段经历，方鼎英后来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这是我办黄埔军校第四期永远难忘的纪念。”
身在黄埔的方鼎英，时刻牵挂北伐前线的战事。他时常电呈前线，为将士们出谋划策。例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长沙分校的开办，就是方鼎英的意见。此举旨在为北伐军的扩充和延揽人才创造条件。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四处捕杀共产党员，致使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同情共产党的方鼎英对此极为反感。同年９月，方鼎英离开黄埔军校。后来他参与了抗战救国事业。
1927年(民国16年)秋，历任暂编第十三军军长、四十六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等军事要职后，深感内战频仍，民无宁日，乃离开军队幽居上海。抗日时期，力主抗日，曾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方和徐谦、朱蕴山等联合组成抗日会，联系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秘密发行《晨曦》、《怒潮》等刊物，从事救亡宣传。“七·七事变”之后，方出任第九战区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与李济深、章士钊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并在湖南从事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赞助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解放后，方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加室主任、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76年，在长沙逝世，终年88岁。
方鼎英将军之子方定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父亲心系北伐，忧国忧民，痛恨北洋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