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泗洪（1847～1895）字锡九，号茂龄，江苏宿迁人。出身武术世家，自幼矫健勇武，峻宇高楼，能一跃而登，以拳触壁而壁震。且性情倜傥，少有大志。读书未竟，即投笔从戎，1862年，以武童资格入湘军（一说淮军）效力，积功而官至花翎游击。
1884年，刘铭传奉命督办台湾军务，抗击入侵法军，杨泗洪被聘为营官。沪尾之战，杨泗洪率部迎敌，屡挫法军前锋，令敌退却，从而威名大震。
刘铭传为充实台湾军力，于去台第4年委泗洪以招募之责。
1891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被迫与日方签订《马关条约》，许割台湾，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台湾民众推刘永福为军民抗日首领，任军统，推举杨泗洪任分统。1895年夏，杨泗洪屡败日军，后因中弹负重伤于彰化牺牲，牺牲之前，泗洪曾抱定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驰书与母亲和妻子决别。伤重弥留之际，又令军中不可发丧，标树姓旗一如平常，退时灵柩先行，大军随后缓缓后撤。日军远望泗洪军队旗号齐整，退而有序，不知虚实，狐疑畏惧而不敢追逼。
（一）
甲午之战，清政府屈辱求和。1895年4月签订丧权辱国得《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清光绪皇帝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唐景菘令陆续内渡。”同时，日政府派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兵强占基隆。
杨泗洪丢下老母、夫人和一女儿，远涉重洋，赴台湾之后，不久由于刘铭传离职，继任得邵左濂、唐景菘忌贤妒能，排斥异己，竭力排挤淮军势力，他虽是记名提督、台湾省总兵，实际上被派驻守在贫瘠得台南。日军侵台之时，守台主力“官兵”号称四万，加上新招募的以及地方军（即民军）、义军，总数约十万之众。爱国军民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昂，而巡抚唐景菘既怕主持抗战得罪朝廷，丢掉乌纱帽和前程，又怕不战而退把台湾拱手让给日本人，会落得千古骂名，所以他拒不接受刘永福、杨泗洪合作坚守台北的战略部署，把他们一直放在台南。当时唐景菘一手接过“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大印，发文宣告抗战，一手又发电给清政府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赞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唐景菘根本就没有抗日的打算，只做了12天“总统”，便畏敌偷偷逃回大陆了。刘永福虽受命台湾军务帮办，但一直被清政府看作是只可利用、不可扩编为8个营。官兵中只剩下黑旗军、淮军、新楚军等部。新楚军兵力单薄，台湾义军中有一部分原先被认为是土匪的绿林好汉，只有杨泗洪是跟随刘铭传入台的元老，并立有战功，实际上已成为驻台湾淮军的最高将领了，军内军外影响都较大，是举足轻重人物，各方面抗战爱国力量都看着他的态度。
农历五月十四日台北沦陷。日军由台北向台南长驱直入，所到之处，焚掠屠杀，道路无人。台南绅民处在台北、新竹相继沦陷，台中空虚，台南孤立，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杨泗洪虽力主抗日，但反对台湾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立国。他说：“我乃大清国的总兵，若令我等保护台湾，仍称旧职，以尽力维持，若改台立国，实非理也。总统之名，更非大清所有，实难领受。”后来，各路义军、民军和爱国绅士便请刘永福为军统，杨泗洪为分统。这时杨泗洪怀着驱仇复士的悲壮情怀和抗战决心，提议说：“今日大敌当前，刘公愿撑义旗，我等同心杀敌，千秋盛事，何妨歃血为盟!”于是刘永福、杨泗洪和布政使顾兆熙、台中知府黎景林、安平县知县郑汉卿及各军统领、民军领袖等登台盟誓，誓曰：“甘苦势必同尝，生死有所不计。”歃血盟誓，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讲义气团结，当时还没有别的组织形式能够代替它。杨泗洪曾悲愤地说：“与其瓦全，不如玉碎”，“固有死难之心，无偷生之气”。当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杨泗洪和其他爱国将领一样，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抗圣旨拒绝内渡，留台湾坚志拒敌、以死报国。
（二）
农历闰五月下旬，日军出新竹，分三路南犯，只靠大刀、梭标和少量土枪土炮的杨泗洪临阵不惧，分片以应。他自领黑旗军直冲中路，猛扑日军，在安溪相遇，他以快攻和勇猛擒斩了日酋戈藤文录、式武却哥哥、武生诌邪等，收复了安溪，大振了黑旗军军威。日军安溪打败，固守新竹。杨泗洪又率军直驱新竹，屡攻不下，便在军中遍布地雷，弃营而去，用计诱敌，日军入则炮声轰鸣，杨泗洪反兵肉搏，日军损失惨重，败逃至平溪湾。惊慌未定，杨泗洪又率军追至，杀敌无数，随又收复了南溪湾。当时，在台南的刘永福同说杨泗洪每战必先，身居前敌，便星夜派人驰书劝其自重。杨泗洪复信刘永福说：“我为驱饥羊搏饿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苟不先，士气少阻，无能为也。”
杨泗洪率军直插中路北上，迫使日本侵略军不得长驱南下。农历七月上旬，驻新竹的日军调来大批援军，全力向南进攻。而杨泗洪所率各军，只有抬炮、土炮，双方兵力、器械相差太远。况且经历了两个月战斗，深入无援，月月断饷，军械既无援应，粮草也无接济。甘心卖国的清政府，说什么“台已割弃，官已内渡”，不仅自己拒绝援台抗日，而且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驻台南的刘永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就地筹集八千两银遣送前方，不料在路上全部被日军登陆兵和汉奸、土匪抢去。杨泗洪和将士们在饷械奇缺的环境里，不屈不挠与敌奋战。在彰化、云林、苗栗相继失守，台南形势危急的关头，杨泗洪受命前敌指挥，统率黑旗军、淮军会同义军、民军北上抗日，与日军奋勇作战，重创日本侵略军，夺回了云林，把日军赶到北斗溪以北，声势复振。时值酷暑，加之饷械奇缺，抗战形势十分不利。杨泗洪推行“联庄法”，发动各绅民组织武装联合抗日自卫。他常常激励将士：“谁无父母，谁无妻女，谁无家园”，“诸台父犹如我父，戮台母犹如我母，辱台女犹如我女。”他部下的将士人人奋发御敌，威勇莫当。日军得知杨泗洪内缺粮械，外无援兵，便勾结当地土匪，用重金使其为前锋，引日军走辟径包抄杨泗洪的左翼马廷卿军的后路，左翼随溃。杨泗洪自知敌众我寡，不能正面搏斗，便策划夜袭嘉义北面的大莆林。农历七月十八日夜，杨率兵暗暗进入，伏军两旁，但日军有备，自己反而陷入重重包围，杨泗洪冲锋在前，大声疾呼杀敌，将士们风卷云涌，直冲其阵，短兵疾搏，驰骋于血光刀影之中。日军见黑旗军奋不畏死，直捣阵地，吓得狼狈溃退，又被两面伏兵截击，死伤大半，围遂溃，收复了大莆林。杨泗洪乘胜追击，大腿中弹，裹伤督战，带伤追击数十里。苦战两昼夜，追击到落虹桥（又名大马岭）时，日军溃败过桥北窜，纷纷落水。杨泗洪见一日将尾随败兵后面逃窜，便纵马出队过桥，欲生擒日将，不料行至桥中，腹部又中弹。但他声色不露，且战且退，直到日落。由于伤势严重，即嘱其部将说：“此次北上抗日，我中华以数万饥疲之兵，当日寇数倍虎狼之敌......今陷重围而得出，历苦战而终奋，我今虽死，而兵犹胜，军中切勿发丧，仍标姓旗如故，棺柩先行，诸军继退，务必退而成军，退而能战，再报刘帅，图谋恢复......”当夜子时，杨泗洪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九岁。
杨泗洪为国捐躯后，他的女婿陈利华扶柩返里，归丧所过，州府县境必有拥途祭吊，挥泪叹息，灵柩安葬在宿迁城南东关的西堤下。
《宿迁县志》记载：“昔我国与日本甲午之战，死事最烈者三人，北则左葆贵殉于陆，邓世昌殉于海，南则殉台湾者杨公锡九也。”清政府对在甲午战争中奉命抗日以身殉国的左葆贵、邓世昌等，分别授予了“忠壮”、“壮节”等称号，而对抗命、坚决抗日捐躯的杨泗洪则既无抚恤表彰，也甚少记载于史籍。
然而，人民永远忘不了他。杨泗洪殉难后不久，宿迁人民在马陵山顶的真武殿前建立了杨公亭。亭前楹联是：
“沂泗如襟，黄运如带，横贯十三州，独立中流如砥柱”；
“摧秦有项，败倭有杨，上下两千载，同生一地两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