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突厥的名产。据《唐会要》卷七三说："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史记匈奴畜马。"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是突厥国力的重要标志，所谓"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即是此意。突厥贵族的财力，也是用马来衡量的，如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就拥有"四千雄马"。
在突厥与中国的"互市"中，绢马贸易构成最重要的内容。早在隋文帝开皇八年（588），"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从马上得天下的君王，对突厥战马十分熟悉。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他对骨利干贡献的名马，作过一项"伯乐式"的相马鉴定："观其骨大丛粗，鬣高意阔，眼如悬镜，头若侧砖，腿象鹿而差圆，颈比凤而增细，后桥之下，促骨起而成峰，侧鞯之间，长筋密而如瓣，耳根铁勒，杉材难方，尾本高丽，掘砖非拟，腹平肷小，自劲驱驰之方，鼻大喘疏，不乏往来之气。"（《唐会要》卷二七）至于一般性的"市马"，在和平时期，绢马贸易，互通有无，是蕃汉两利的。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说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然而，绢马贸易不可能是永远平衡的，一旦出现逆差，"丝国"唐朝也会承受不起"马国"突厥的经济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就对突厥伊然可汗的倾销政策表示不满：
"往者先可汗（毗枷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指籍田放免），并放天下租庸，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久长，不是限隔。"在大批量的绢马贸易中，马价"计物五十万匹"，确实惊人。难怪处于"开元全盛日"的唐明皇，也不得不叫"儿可汗"收敛胃口。此事往后更加严重，到白居易写新乐府《阴山道》的时候，"嫌去马来无了日"，已经成为唐朝不堪其苦的财政负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