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及事迹容庚（1894.9.5～1983.3.6）
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字希白，号颂斋。因古代“容”“颂”相通而取斋名为“颂斋”。广东省东莞县人。在书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他幼年时即熟读《说文解字》和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岭南学报》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他的成名作为《金文编》（贻安堂，192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增订本）。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1935年，又集秦汉金文而撰成《金文续编》。1959年出版的增订本《金文编》，据历代出土的青铜器三千多件的铭文，共收字18000多。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识与未识者，从中可尽览无遗。这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金文字典。《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这是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详述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分15章。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4大类。全书共30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详博，考据详备审核，堪称材料宏富、图文并茂。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著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他还著有《殷周青铜器通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他精于鉴定青铜器，经多年积累，他编印了不少青铜器图录，如《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年）、《秦汉金文录》（1931年）、《颂斋吉金图录》（1934年）、《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善斋彝器图录》（1936年）、《秦公钟簋之年代》（1937年）、《兰亭集刊十种》（1939年）等。其中《武英殿彝器图录》开创了印铜器花纹的先例，为花纹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善斋彝器图录》所编的是刘体智收藏的青铜器。《海外吉金图录》所编为日本所藏铜器。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流失海外的铜器资料，很有意义。在书画碑帖研究方面，他著有《伏庐书画录》（1936年）、《汉梁武祠画像录》（1936年）等多部著作。 为中国文学史上添了光辉的一笔。
容庚先生毕一生之力，收藏了许多青铜器，大约200器左右，大都在抗战前收藏的。抗战胜利后南归广东直至解放，先生几乎没有再收藏青铜器。除了转让给朋友及变卖外，至将所藏捐献给国家时，计有150余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
容庚先生收藏青铜器的原因，除职业、爱好之外，主要是强烈的爱国感情所驱使。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出海外。先生对此十分痛心。先生不遗余力以尽保护国家文物之责任。他所购青铜器，即使不能保存长久，也力争印成图录，供同好研究，传播中华文化。
空庚先生收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兵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珍爱。
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