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懋材(1843－1890)：字豪伯。上高县田心乡王家村大屋里人。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才华出众。16岁中秀才之后，放弃科举，立志钻研科学，以图报效国家。他博览群书，广为涉猎，经史子集以外，尤致力于数学、天文等“经世之学”，对地理测量更加谙熟。他潜心研究了历代书中的地志和外夷列传，为中国拥有数千年古代文明而自豪。但对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外人欺凌，国势日益倾颓，心中十分痛惜。他决定深入实际，到社会去调查，去探索。当时的上海，是租界林立商业繁华之地，黄懋材觉得首先应该到那里考察一番。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初动身，于二十一日抵达上海。经人推荐，在余莲村创办的抚教局任职。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向社会，认真留心时务，常出入于街头巷闾，以至戏园、妓院。透视社会上的流弊；又挤身于驿馆、洋行、夷场和教堂，搜索外国人的底细。时逾一年，以英、法、德、俄、日、意、奥、荷、葡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了解，并将所见所闻，写成《沪游脞记》一书。
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特派黄懋材“以四品顶戴出境换二品顶戴”，前往三藏五印，察看情形。根据考察资料，绘制了（五印度全图）一册、《西域回部图》一册、《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册、《云南至缅甸程途》一册。此外还著有《西輶日记》、《印度札记》、《西徼水道》、《游历刍言》等政箸，汇成《得一斋杂著四种》。
黄懋材以一片爱国热情，详述了我国西部漫长边陲及其邻国的历史沿革，南洋诸岛的现实状况，并向清廷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政见。尤其在《南洋形势》中，他首先剖析了在“欧洲雄国环起”之时，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提醒清廷注意“昔时南洋无足介意，今日之南洋必当予谋也”。他在如实反映东南亚各国广大华侨“或受土人之欺侮，或遭异邦之虐政”的情景后，发出了“论其人则百万羁旅尽中华之赤子，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的呼吁。其二，就当时海禁已开，我国与各国外交贸易活动频繁，急需用人才形势，提出“考取洋学，以罗人才”的具体方案。其三，针对当时海疆防务，认为“探测海道，以资练习”是当务之急。其四，对东南亚地区采取“联络各国，以固藩篱”的外交政策。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说，黄懋材的这些政见，是很切合时宜的。但当时的清廷，内恐人民参予政治，外惧列强武力威胁，黄懋材的忠言直谏，哪能听得进去。所以，只落个“图说等件暂行留中”，而人却被抛撇到远离京城万里的云南。先后任平彝、弥勒知县共四年，矢勤矢慎，秉公执法，两袖清风。后来，他以“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为由，自请调京。改授会典馆协修，加稽查同文馆差。
黄懋材著《得一斋杂著四种》初版未曾见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编修江标予以重校刊出。被认为“叙记确而不支，考证博而能核”，是“讲边事者不可少之书”。读者接踵索要，没能满足需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江召棠在上高担任知县期间，征文考献，亲抵黄懋材家中“觅是书之板仅存，而蠹朽剥落者及半”，“不忍其日就湮没”，遂加以补订，连同《沪游脞记》，一并刊行。另有《象数新理》、《机器略释》、《海国见闻录》、《沪游吟草》、《江城吟草》、《卮言》、《江西晷度表》、《丙寅至壬申年日记》和《得一斋外集》多种，共二十余卷。可惜，多已散失。光绪十六种，共二十余卷。可惜，多已散失。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懋材在上海病逝，年仅4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