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约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梅溪（今属浙江）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①。嘉定十二年（1219），为浙江鄞县县学②，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1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1236）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1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③。淳祐四年（1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④。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1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11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6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①
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②。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