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创作主张。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即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 “浩然之气”含义接近。气盛言宜的思想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韩愈关于作者道德修养与文辞关系的论断。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毕宜。”气盛指作者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只要气盛，则发言、著文，无论言之长短，声之高下，都会是适宜的。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同水与浮物相比，缺乏科学的必然性，但他强调侮辱入观方面的道德修养对言辞文章的决定作用，还是合理的。韩愈的这个论点，源于孟子的养气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这对韩愈重气思想是有启发的，但孟子并未论及气与文的关系。后来，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认为文学创作决定于气，文气说由此形成。以后，刘勰、钟嵘都论述了文气，韩愈继承了他们的文气理论并加以发挥，扩大了文气说的影响，为古文创作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又是儒家的德行为文章之本的传统观点的发挥及运用。韩愈认为道德修养是“实”，文是“实”的外部表现。他强调“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愈的气盛言宜说重视作者的道德人格，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应该肯定的。但重道轻文的倾向，则不利于文学的发展。韩愈由孟子“养气”说引申出“气盛言宜”论，其本人诗文之盛气则源于其道德、学识之“养”。南宋理学成熟，民族矛盾尖锐，以“气”振发人心极为迫切，辛弃疾遂再倡“养气”说。“气”既见于其政论，又见于其词作，扛鼎的笔力来自胸中盛气，辛弃疾以盛气使词，词中自见其不凡之气。而历代之论韩、辛，颇见相近之评价，从韩“气盛言宜”到辛“以气使词”，可看到他们共有的沉雄奇险、骨力怒张，一改传统儒家的“中和”之音，这又与两人的遭遇、个性、才力、学识以及艺术上求新求变的思想有关。韩诗狠重奇险为唐诗之一变，辛词自险至奇更在词坛别立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