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史扶邻（Harold Zvi-Schifferin，1922-）,192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1940年至1943年在罗彻斯特大学学习一般艺术，1943年从军服役，参加太平洋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他被美军送到加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汉语和远东文明。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中国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并结下了与之无法分开的终生之缘。1945年已获得中文学士学位的史扶邻被派到美军在菲律宾的驻地服役，在那里他遇到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到马尼拉的埃德加·斯诺，与斯诺的交谈使他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与兴趣。1948年他回归刚建国的以色列，在政府部门工作，同时在希伯莱大学学习社会学。1955年他被以色列政府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师从斯考拉·皮诺教授学习“孙逸仙（中山）及其国家组织”和“中国政治历史”，1958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希伯莱大学教授汉学课程。因此他被视为以色列汉学专业的奠基人和最高权威。
1968年史扶邻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专攻中国政治的研究人员，1969年他因其学术专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与他人一起获得美国历史协会东亚史研究的约翰·费尔班奖。1987年他担任了以色列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杜鲁门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并成为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合作研究人员（1981-1989）。
史扶邻教授的专业兴趣始终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他想通过研究孙中山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发展之路和治国的经验。他认为孙中山的建国与治国方针、策略一直影响到当今的中国。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钦佩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极其值得研究，对孙中山的政治生平和辛亥革命尤其感兴趣。为了能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他自己花钱从日本买了全套《民报》，并聘请了中国留学生辅导他学习中国古文字，以求理解透这些半文半白的《民报》。史扶邻自称他是西方第一位研究《民报》的学者，看来是当之无愧的。
史扶邻教授认为中国与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非常相近，二者都是读书的民族，自古以来都很尊重有学问的人，重视家庭，属于封闭型，以色列人很喜欢中国。
史扶邻教授具有敏锐而深刻的思考力，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的条件。他写的《孙中山：不情愿的革命家》这本书中，就有许多新颖的独到见解，很能给人以启发。例如在分析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时，他写到：“袁世凯的这一决定，仅以个人野心还不足以说明其动机。鉴于共和政体未在群众中扎根，所以他希望一个新的王朝能为促进国家统一及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一个中心点。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并非一个专制人物的妄想。”但是，实际情况的发展表明，事情并不像袁世凯所希望的那样。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不仅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群众中受到广泛的抵制，而且“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已将共和政体与现代化等同，反对倒退的任何企图”。这确是袁世凯称帝不能不迅速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史扶邻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他不仅仅着眼于孙中山一个人，而是把他看成那个时代历史的产物。不过也应该指出，史扶邻对孙中山较为符合实际的论述中，也常有不公允之处。例如，他认为孙中山在1921年宣传“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是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言归于好，作为他与知识分子站在一边的主动表示。在这里史扶邻把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称赞，说成是“作为与知识分子站在一边的主动表示”，显然是不公允的。
史扶邻教授的汉学研究曾得到美国良知学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理事会、美国历史协会和日本增进科学协会的资助与支持。他在以色列和希伯莱大学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是希伯莱大学东亚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终生教授。尽管已经退休，但仍是该大学和杜鲁门和平发展研究所重要的决策人之一，指导着它们今后发展的方向。以色列另两位著名的汉学家拉斐尔·以色列和伊察克·希赫就是史扶邻教授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