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81.1-1951.5 ）中文名阿理克。阿列克谢耶夫1902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中国诗人论诗：司空图(837～907)的〈诗品〉》，后留校进修。1929年1月12日未经答辩获语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当选为院士。1910～1951年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1919～1924年地理学院和俄国艺术史学院、1924～1927年东西方语言和文学比较史学院、1930～1938年列宁格勒历史语文和语言学院、1937～1941年莫斯科东方学院教员。1933～1951年亚洲博物馆中国部(后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任。1904～1905、1910、1926年在中国，1911、1923、1928年在英国，1911、1926年在法国进修和讲学。1907年曾参加发掘河南新石器时代遗址，1912年曾到中国东南部为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资料。曾研究过中国和中亚及西伯利亚南部各民族人民文化史问题。1935年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参加第三届国际伊朗艺术与考古学大会，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等。获苏联勋章和奖章多枚。发表著作约260种。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生涯涉猎广泛，除主要领域中国文学外，在中国文学史、小说、诗歌、散文乃至民俗、古币、汉字语音学等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其所收集的中国年画数量之多，品质之精，世所罕见。
阿列克谢耶夫首要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1911年阿列克谢耶夫把李白的两首诗译成白俄罗斯文标志着他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开始。1916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司空图的<诗品>》是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力作。该书首次在俄罗斯以及欧洲的汉学史上运用语言学方法，用详尽的材料对所研究的问题加以佐证。直至今日，俄罗斯汉学界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与这部著作相媲美。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创作中，中国诗学和美学方面的著作占有显著的位置：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王维的《学画秘诀》、宋濂的《答章秀才论诗书》、黄约的《画品》、颜真卿的《书品》等。翻译和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他未竟的愿望之一。在阿列克谢耶夫容量最为丰富的著作《关于诗人的诗篇》（1916）中，令人信服地全面展示出对此类文本的研究方法。这部著作迄今仍是不可超越的、从语文学角度研究艰深的中文文本的典范之作。20世纪20年代初阿列克谢耶夫被高尔基所创办的《世界文学》杂志社聘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开始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最终编成了4个聊斋故事集。第一个集子《妖术》于1922年出版，次年另一个集子《神僧》问世。另外两个集子《志异》和《异人传》直到1928年和1937年分别由思想出版社和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阿列克谢耶夫对蒲松龄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除了比较著名的《论中国古典文学中民主化的历史》和《聊斋故事中的儒生悲剧与为官思想》等文章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在出版的4个聊斋故事的序言中对蒲松龄的创作进行了清晰而准确的评价，尤以出版时间最晚的《异人传》序言中的论述最为详尽深刻。
除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外，阿列克谢耶夫还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20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标题均为《中国文学》的文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阿列克谢耶夫开始构思《中国文学史》。他决定先从翻译范文入手，共翻译了865篇古汉语精品，完成了范文的翻译工作，形成两个文集手稿——《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散文》在阿列克谢耶夫逝世后于1958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但所收入的译文仅是其原作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古典诗歌》却至今未能出版。翻译中国文学经典范文只是阿列克谢耶夫撰写《中国文学史》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要撰写一系列专论文章，介绍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艺术特征、思想内涵以及俄译本在体现原作特色方面所采取的办法。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他明确反对一些西方学者臆构出的“东方主义”，指出“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采用比较性的阐述方法来写，把它从异国情调化的、与世界疏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已经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但最终未能如愿完成。但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思想已经清晰可见，成为他留给后代汉学家的一笔宝贵遗产。
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历史也有译介和研究，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在一生的科研及教学活动中经常谈到历史问题。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史，还是现代史，甚至于考古学、钱币学、金石学、民族学、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均有很深的钻研。他生前已发表的和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的大量论述中国历史问题的作品令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自愧弗如。在他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于1929年但直到1975年才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首次发表的论文《中国与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阿列克谢耶夫最有分量的论述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全面反映了其对中国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观点。
阿列克谢耶夫还热衷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在民间同样蕴涵着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年画是阿列克谢耶夫平生的一大爱好。1910年他在地理学会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中国年画藏品展览会，每天亲自为观众讲解。他还在俄罗斯各地和其他国家举办了相关的讲座和展览，比如1911年在明斯克、192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等。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年画的主要代表作是在他去世后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一书。此外还有《中国民间绘画中的神与鬼》（1919年）、《中国民间绘画及其所表现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36年）、《中国年画》（1940年）等论文。阿列克谢耶夫在自己的各种著作中涉及到许多中国神话人物，他对中国神话的理解主要见于1958年出版的《在旧中国：1907年旅行日记》一书中。此外，他还撰写过《不死的孪生子和道士及财神身上的金蟾（中国神话研究）》（1918年）、《中国的财神》（1928年）等论文。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的戏剧也有论述，将中国称为“戏剧之乡”。他研究中国戏曲的重要文章有《中国画中的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1929年）、《中国古典戏剧》（1935年）等。
培养汉学人才和组织教学也是阿列克谢耶夫的用心所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关于东方的科学》一书中，发表了他个人档案中的部分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他一直在不懈地探索一条更为有效、快捷的教学途径。他还有很多思考、计划和设想至今仍未发表，但他对组织工作和教学的探索，如同科研工作本身一样，是他毕生的事业。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的40年间，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如齐赫文斯基院士、费德林通讯院士、李福清通讯院士等，他们在汉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造就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
阿列克谢耶夫领导苏联汉学近30年，为“汉学”确定了比较准确的定义，他认为汉学是关于中国、中国文化和汉语的综合体，而且必须要以汉语为依托，以汉语材料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同时又不把汉学的各个领域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割裂开来。他注意到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愈渐滋长的各种真伪研究之流。他接受那些代表着学科领域新进展的著作，在一些综述和评论中对其给予肯定，尽管能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的作品并不多见。伪科学、粗劣之作和猎奇之作都会遭到他的无情回击。
阿列克谢耶夫先后三次到中国进修、考察和讲学，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他将俄国汉学纳入世界汉学的格局，就其任务、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开创了俄国汉学的苏联学派，成为一代汉学宗师。郭沫若赞扬阿列克谢耶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并称他为“阿翰林”。在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刻有两行汉字：“诚意格物心宽体胖”，“孜孜不倦教学相长”。碑顶上竖着一本张开的石书，刻有两个汉字：“不愠”，以此说明他对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的苦苦追求。他在中国备受尊敬，其所译《聊斋志异》俄文版在山东蒲松龄纪念馆中获得与原作陈列在一起的殊荣。2003年9月17日，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为他的两卷本《中国文学论集》（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2002）举办了隆重的首发仪式。同时还展出了阿列克谢耶夫部分论著及其收藏的部分中国年画。
以上就是阿列克谢耶夫在科研、教学和各种组织活动中的主要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足以支撑起这位学者终生的事业。人们将他奉为20世纪俄罗斯－苏联汉学的旗帜。人们不能把任何一位汉学家同阿列克谢耶夫相提并论，无论其活动曾经获得多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