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更衣记》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名作中，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私语》）
全文如下：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
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
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
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
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
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
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
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
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
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
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
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
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
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
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
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
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
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
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
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
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
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
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
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
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
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
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
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
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
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
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
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
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
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
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
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
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
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
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
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
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
——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
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
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
—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
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
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
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
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
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
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
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
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
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
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
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
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
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
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
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
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
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
“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
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
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
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
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
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
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
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
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
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
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
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
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
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
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
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
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
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
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
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
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
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
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
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
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
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
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
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
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
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
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
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
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
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
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
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
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
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
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
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
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
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
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
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
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
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
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
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
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
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
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
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
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
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
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
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
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
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
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
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
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
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
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
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
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
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
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
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
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Ｌｅｌｏｎｇ’ｓＳｃｈｉａｐａｒｅ
ｌｌｉ’ｓ，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
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
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
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
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
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
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
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
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
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
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
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
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
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
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
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
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
（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
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
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
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
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
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
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
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
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
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
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
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
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
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
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
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
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
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
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
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
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
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
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