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血儿（1891——1915）
原名大裕，字天复，1891年出生在金坛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其父徐鹤君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其兄徐东洲，曾先后担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第一卫生大队长、北伐国民革命军第33军后方医院院长等职。14岁那年，自幼体弱多病的徐血儿向父亲提出：“儿至今不读书，原因何在?人不求知，目不识丁，焉能为国为民求自强?”其父感其有大志，遂在自己家内设案教读。
1906年，徐血儿考入苏州商船学堂，在校期间，志行卓异，颇受师长佳评。毕业时，因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写下了他一生的座右铭：“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遂立志投身革命，改造中国。
【投身报界】
1909年春，徐血儿接触到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报》，该报抨击时弊、鼓吹民主共和，使他倍感亲切。未久，《民呼报》遭禁，同年秋，于右任再创《民吁报》，徐血儿开始向《民吁报》投稿。从学校毕业后，徐血儿只身来到上海，专程拜访《民吁报》社长宋教仁、主笔于右任等人。宋、于等人见他出语不凡，意欲投身革命，遂将其留在排字车间见习。一日，徐血儿见送来的报纸样版上还缺一篇稿件，迟迟未到，在未经编辑审定的情况下，他便将自己的文章《泣血篇》署名“血儿”直接付梓。当小样送至编辑部审校时，宋教仁、于右任等人见稿拍案称奇，他们虽批评徐血儿不该擅自采用自稿，但对他的“见机行事”倒也肯定。于右任看过徐血儿的几篇文章后，便与宋教仁商量，将徐血儿调到编辑部任外勤记者。
然而，《民吁报》仅创刊42天即遭查禁。但很快，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创《民立报》。此前，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已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民立报》的身份是该会的机关报。这时，徐血儿也已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社员，宋教仁和于右任对他的为人和文笔很是赏识，不久，他便与于右任、范鸿仙、邵力子、叶楚伧、谈善吾等人共主笔政。武昌起义后，徐血儿与宋教仁等人经常撰写评论，宣传革命，鼓吹共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徐血儿出任《民立报》主编。当时，谈善吾的小说，叶楚伧的散文，徐血儿的政论，并称“《民立》三妙”。
【以笔代枪】
1911年11月，热衷复辟的军阀张勋日渐暴露其丑恶面貌，徐血儿洞察其奸，愤激为文，在《民立报》上先后发表了《同胞，共速杀南京土匪张勋》和《励征南京健儿行》等时政短评，对张予以揭露与挞伐。
1912年5月，徐血儿被推选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文事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兼任国民党上海支部文书主任。1912年12月，在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徐血儿又在《民立报》发表多篇讨袁檄文。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声讨汉奸》、《铁瓮城头革命旗》和《袁氏其悔过乎》等。
《民立报》在当时是革命党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喉舌。据郑逸梅回忆，当时的上海报馆大多集中在四马路望平街一带，《民立报》每出一期，望平街上争购者常常“万头攒动”，时有一联称：“千军难御血儿笔，万民欣赏力子文”。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一所乡办中学读书，1936年，他与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长沙，我有生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其时的徐血儿，已是《民立报》撰写时评的主笔。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商讨国事。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徐血儿等人去上海北站送行。当宋教仁步入检票口与送行人握别时，惨遭袁世凯的雇用杀手枪杀。当时，徐血儿与其他陪送人员在侧，目睹这一惨案，悲痛欲绝，愤激万分。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徐血儿满怀悲情为殉难的宋教仁撰写了挽联：“为平民政治而死，惧独夫专制复生。”徐血儿与宋教仁私交甚好，他是在宋的扶掖下成长起来的。宋起草《国民党大政界》时，即由宋口述，徐血儿笔录。宋教仁原本还想与徐血儿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也因被杀未果。事实上，宋北上之前，徐血儿也曾劝他不要去，但被宋婉拒了。
事后，徐血儿收集各方面材料，秉笔直书，撰写了《宋遁初先生昭雪案》一书共4册，同时还编撰了《宋渔夫集》一书。徐血儿在这两部书中无情揭露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进一步激发起全国人民反袁讨袁的强烈义愤。此后，全国各省人民的讨袁运动风起云涌。他的那些讨袁檄文，也为名垂史册的“护国战争”作了舆论先导。
徐血儿的义举为袁世凯及其朋党嫉恨，他们先后三次悬赏缉拿徐血儿。一次，袁世凯雇用杀手，欲置徐血儿于死地，却因摸错了门牌号码，杀错了人。但徐血儿置生死于度外，他一面继续在《民立报》撰文，揭露袁贼的复辟帝制阴谋；一面亲自带领报社职工，将出版的《民立报》报纸送到苏州河边的小火轮上，以保证苏州、无锡等地的读者能及时了解当时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血儿还秘密从事同盟会和革命党上海总部机关工作，协助有关人士组织当时的“义勇军”、“敢死队”以及参加“南社”的各项政治活动。
【英年早逝】
徐血儿幼年丧母，婚后不久，血儿就查出自己患有肺结核病。医生劝他要及时治疗，最好能静养一段时间，可他却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在辛亥革命期间，血儿除以笔代枪，为民主共和竭力鼓呼外，还不放过任何机会为革命事业奔走效力。
1915年春，徐血儿由于长期劳累过度，以致积劳成疾。此时，他的肺结核病已到晚期。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他曾决定派廖仲恺来上海陪同徐血儿去日本治疗，然因血儿咯血频繁，身体虚弱，未能成行。是年9月22日，徐血儿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病逝于上海，年仅24岁。
徐血儿的丧事，由《民立报》报社同仁叶楚怆、谈善吾、朱宗良等人组成的“徐血儿治丧委员会”负责操办，棺柩存放于上海京江会馆。当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亲书挽联一副：“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
1927年7月，经柳亚子、章士钊、邵力子等社会名流联名呈报申请，国民党政府追认徐血儿为革命烈士，在故乡金坛建造陵园，并发给家属怃恤金。是年秋，徐血儿灵柩由上海迁葬金坛南郊顾龙山麓，并由于右任先生题书墓碑：“开国名记者徐血儿烈士之墓”。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徐血儿，金坛教育界旅京同乡王绍复、汤执中暨邑中教育界人士孙文炳、杨伯雨、高道诚等人会同徐血儿胞兄徐东洲，于1947年8月在县城丹阳门大街孙氏宗祠内创办“金坛私立血儿中学”（后改“天复中学”），由于右任先生任名誉董事长，著名教育家徐养秋教授为董事长，王绍复教授为首任校长，并请于右任先生书写了校牌，1951年学校改名“红旗中学”，之后，并入金坛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