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的成员。
其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1、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迅速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同时，制陶等手工业中工艺变得复杂，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身强力壮又无生育、家务之累的男子，成为主要承担者，这样，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育儿女等家务劳动，正是这一变化成为导致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社会原因。人们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分配社会产品中的不同地位，男子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按着当时谁生产的物品归谁所有的原则，男子支配财务的权力逐渐增大，增强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就产生了改变传统继承方法，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意图。因而，在婚姻形态上就是发生了变化，实行对偶婚，从妻居的条件下，男子通过认子仪式，能够明确自己的子女，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了。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演变，诸如不落夫家、抗婚、戴假壳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途径，改变为男娶女嫁，妻子从夫居，子女改为从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妻子对丈夫忠贞，这样，保证能生育男子确凿无误的子女，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洁，为实行父权制创造了条件，并达到保存自己财务的目的。因此，男子逐渐成为家长，并由妻子作为管理的助手，利用妻子来夺取掌握在母系手中的家庭经济、生活管理的大权，这样，就逐步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不再仅是性的需要、没有共同经济的脆弱的结合，而是有经济保障，比较稳定的婚姻形态。这不仅在民族资料中，由走婚、对偶婚、一夫一妻或一夫二妻和一妻多夫，或母系、父系或双系共存的家庭形态中可以证明。而且从考古资料中的成年年龄相当的男女合葬墓，三人合葬墓、家庭合葬墓，以及葬式，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等存在中得到证明。房子居住上也由原来的大房子，逐渐变为适合小家庭居住的小房子中，得到证明。从此后，男子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母权被颠覆，女性世界的失败。
2、以男系为世系的父系继承权和对父系祖先的崇拜。
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由男子及其儿女子孙组成一个父系大家族（家庭），男子不仅把妻子娶进来，而且把男子留在家庭中，而把姐妹或女儿嫁出去，家庭中所留下来的仅是男子，如此继承下去，便于男子来计算世系了。这种计算世系的实质，是为了财务的继承权，在母系氏族中，没有女子时，要过继或收养来保证母系的世系不断绝而向下传递，而且父系氏族中，没有男子时，要用过继或收养男子的方法，以保证后继有人。
母系氏族中对女性崇拜，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女神像、裸体女神等，是女性崇拜的体现，而在父系氏族中盛行的是男性崇拜，在龙山文化的华县泉护村和西安客省庄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祖，在湖南安乡县安障公社的度家岗遗址中发现石祖，以及清海东部柳湾出土的一裸体男像的陶罐，都是崇拜父权的物证。
3、私有财产的增多和贫富分化的出现。
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物品的出现，是产生私有制的前提。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是从占有社会开始的，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则比较晚。有了私有制，也就有了贫富两极的分化，这在父亲氏族时期的遗址中能够看的比较清楚。在大汶口的遗址中，贫穷者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但在13号墓中随葬十四个猪头，m10号墓中，有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随葬了大批精美陶器，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这证明私有财务在不断增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