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方针，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相应地调整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确定红军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第一步打击南、北两面之敌，巩固陕甘苏区；第二步进入山西作战，初步开辟晋西苏区；第三步，视情况转到绥远，直接对日作战。会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量发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应尽量恢复和发展，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在战略战术上，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并赋予中央军委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进行不懈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东征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旨意下，部署于庆阳、酃县(今富县)、延安、洛川、宜川之线，阻止红军向南、西南方向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其弟15路军和第35师在宁夏、陇东地区，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84、第86师和晋军5个旅部署在绥德、横山、定边之线，阻止红军向北、东北方向发展，并“清剿”吴堡、神府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东面，由于有黄河天险，在晋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沿河线上，晋军只有3个多旅的兵力，虽然晋中、晋东和绥远尚有20个旅，但距离尚远，一时对红军构不成威胁。这个态势表明，红军东征的条件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干12月24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下旬向南进击，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28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86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27万人，新组建红29军和6个独立营、10个基千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当时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清涧东部的河口和沟口一举渡河成功，到23日，控制了辛关到三交之间的全部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等重镇的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广大地区。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阻止红军前进，急调入陕的4个旅返回河东，会同原在晋西、晋中的10个多旅，在红军占领区的北、东、南三面设防。为打破敌军防堵，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27日前后越过吕梁山脉，占领水头、大麦郊、兑九峪(今兑镇)、三泉地区，歼敌两个团。从3月4日起，阎锡山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14个旅的机动兵力，编成4个纵队，向红军反扑。10日，红1、红15军团各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之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打击敌之第2、第3纵队，在兑九峪一举将敌5个多旅全部击渍，巩固了占领地区。
从3月16日起，红一方面军实行分兵作战。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第81师(后合称右路军)由大麦郊出发，突破敌军汾河封锁线，迅速向南挺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和襄陵县城，破坏同蒲路100余里；红15军团主力(后称左路军)佯攻灵石县城，转兵北上岔口，派出部分兵力袭击晋祠，威胁太原，随后经娄烦进至曹家坡，歼敌两个多营，再转至康宁休整；新成立的红30军和红15军团1个多团、山西游击支队组成的中路军，积极活动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配合左、右路军行动；留在陕北的红28军乘晋军东返之机，收复吴堡、神府苏区大部，并于3月底由黑峪口东渡黄河，同左路军会合，随后沿黄河东岸南移，4月14日进攻三交时，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代战争，领导过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红26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牺牲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进入4月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11个师陆续进入山西，和晋军一起，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在山西面临不利作战形势。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5月5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甘苏区，集中在延长、延川地区休整。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兵8000余人，等款30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