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伦理与法律矛盾的假设性问题。从现实角度分析：
1. 法律层面：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都构成强奸罪，法律不会因“人类延续”的目的而豁免其刑事违法性。但若地球上仅存两人，现行司法体系已不复存在（没有警察、法庭、监狱等执行机构），法律实际上已无法运作，此时“犯法”的概念失去了现实意义。
2. 伦理与自然法层面：
即使面临种族存续的极端情境，伦理上仍强调“目的正当性不能合理化手段的非正义”。若男性选择强奸而非沟通合作，本质上是对个体人格的彻底否定，可能破坏仅存的社会信任，反而危及延续的可能性。
3. 现实可能性：
假设两人是最后的人类，更合理的设定是通过沟通建立合作关系。若女性拒绝生育，男性强奸后虽可能受孕，但暴力行为会导致创伤、健康风险乃至死亡（如无医疗支持），反而使延续计划失败。此外，近亲繁殖、遗传病等问题也会在后续世代中凸显。
值得深思的角度：
这个假设常被用于探讨“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冲突，以及极端情境下人性与道德的边界。历史上类似议题（如洞穴奇桉）揭示：当文明框架消失时，人类可能回归弱肉强食，也可能尝试重建契约——选择本身即是对人性的终极考验。
或许更核心的思考是：如果人类延续必须通过摧毁个体尊严实现，这种延续是否还有价值？文明的火种是否应包含对基本伦理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