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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何炳棣
基本信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481 页码
·出版日:2005年
·ISBN:7563353844
·条码:9787563353842
·版次:2005-07-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像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前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平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地,穿插了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
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作者简介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博士学位。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76年被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由于其学术贡献厥伟,他还被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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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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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氏一字一句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
由于近十余年主要研究对像是先秦思想中若干困惑学人两千多年之久的难题,本书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前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平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
年代上,“下篇”涵盖过去半个多世纪。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地,穿插了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
畅读本书,不仅可吸收何氏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他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重温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这确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著作。
目录
序 言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专忆1 何家的两根砥柱
【附录 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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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1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师、课程和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六月一日的“向导专号”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中外史各占一半。”2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0
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一、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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