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孙昌武
基本信息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413 页码
·出版日：2002年
·ISBN：7305032921
·条码：9787305032929
·版次：2002年4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柳宗元是唐代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是代表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本书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下，细致地介绍了柳宗元的一生经历，他的政能、文才；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以及宗教观等方面的理论成就和贡献。全书资料丰富，考证详明，论说透辟，可读性强，反映了当代柳宗元研究的新水平。
作者简介
孙昌武，1937年生，辽宁营口市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教授。曾任营口师范学校、营口教育学院教员（1961-1979）、日本神户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柳宗元传论》、《诗与禅》、《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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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上的所谓“中唐”(本来，把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文学史、主要是诗歌史的分期方法。“中唐”一般是指自代宗大历元年到文宗大和九年这七十年间)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唐王朝已度过了它的极盛阶段。“安史之乱”(755—763)近十年的大动乱，从根本上损伤了国家的元气。叛乱虽被平定，但唐王朝却是国是日非，矛盾丛生，此后就基本处在不间断的战乱、动荡之中。虽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声威，进行着艰苦努力和拼命挣扎，甚至也曾出现过如元和(806—820)年间那样短暂的“中兴”局面，但终于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危局，再现昔日的辉煌了。但正是在这急剧走下坡路的中衰时代，在“中唐”的后期，却出现了唐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不是“盛唐”时期思想、文化大繁荣的“回光返照”，也不是前者的重复。它具有独自的内容和特点，取得了特殊的成就，而就其历史重要性来说，在许多方面是超越了前面的那个光辉的时代的。在创造这新的辉煌的人物中，柳宗元是杰出的一位。
柳宗元(773—819)是唐代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品格兼备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十分杰出的；而在哪个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要，又是难以轩轾的。而且如本书将要介绍的，柳宗元在任何一方面的具体成就，都和他的整个人格、全部修养相关。现在我们写作作为思想家的柳宗元的传记，暂且把“进步思想家”的头衔放在前面。而除了思想、文学、政治这三个领域之外，他还有着其他多方面的才能，在文化史上作出了诸多贡献。例如在书法方面，他长于章草，在唐时即被与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并列，真迹为时所宝山；他对《本草》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并进行过长期的种植药草的实践。如此等等，他可说是代表着一代文化水平的伟人。
韩愈(768—824)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期，又是终其一生的挚友、诤友。他在给这位命运坎坷、半生沦落的友人(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和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妨碍其友好关系)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 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这段话作为柳宗元一生的盖棺定论，透露出韩愈本人的政治偏见，这以后有机会讨论。但这里表现的对友人的真挚同情和高度赞誉是相当感人的。此外其中的一个看法更值得重视，就是他认为正由于柳宗元政治上的坎坷不遇，使他有可能在“文学辞章”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这里所谓“文学辞章”，不单是指文学创作，而且指一般的文章著述，即总括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全部作品。韩愈对于“为将相”还是取得“文学辞章”成就的“孰得孰失”故作疑辞，文词的背后显然是在肯定后者。韩愈本人是“文章之士”，他对“文学辞章”的意义是有着深刻了解的，因而这个看法也特别地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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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是唐代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是代表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本书在广阔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下，细致地介绍了柳宗元的一生经历，他的政能、文才；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以及宗教观等方面的理论成就和贡献。全书资料丰富，考证详明，论说透辟，可读性强，反映了当代柳宗元研究的新水平。
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动乱、中衰时代诞生的文化伟人
第二章 生平业迹与思想历程
一、家世与教养
二、求举与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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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柳宗元又是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中少见的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思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他受到的是和古代各个时期的士大夫大体同样的儒家传统教育，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他却能接受到更加开阔丰富、更富于批判意识的思想影响。自唐室建立，国家统一，社会繁荣昌盛，新兴的庶族阶层扩展了势力，加上朝廷施行的儒、道、佛三教齐立的思想、文化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目由、开放的思想环境的形成。而且在唐前期，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兴盛局面中，士大夫间笼罩着充满理想的、乐观向上的气氛，人们热衷于经世济民的大事业，他们的感情、热情、理想、幻想凝聚而为艺术创作和宗教玄想。这个时代从而特别成为造就诗人和宗教家的时
代，后来虽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连续动乱，理想并不会一时间全部破灭，热情也没有完全消泯，但人们对现实矛盾的感受却更加深切了，对社会问题的冷静思索也得以深入地进行。这种思想矛盾激烈交锋的形势，更适宜于培养一批兼具理想热忱和深刻理致的思想家。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代所确立起来的经学统治，虽然一乱之于魏晋玄学，再乱之于佛教，但一直牢固地居于思想学术的统治地位。唐初，新立国的统治者同样把儒学树立为御用统治思想。为了以经学统一来保证思想、学术的统一，朝廷诏命写定《五经定本》，编纂《五经正义》，并把它们确立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然而，和这种朝廷所要求的统一化、教条化的御用经学并立，又出现了适应时代革新意识的批判、怀疑、自由的学风。经学中这一新倾向，早在隋代已现其端倪。当时的大儒刘焯已对“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而另一位刘炫则被称为“通儒”，“九流、七略，无不该览”。后来孔颖达批评当时经学的发展形势曾说：“近至隋初……其为(《尚书》)《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守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这实际上表明了经学内部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到了唐前期出现了刘知几(661—721)等人，更把疑古、惑经的怀疑学风发展到了新的高潮。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是对前此的优秀史学理论和史学历史的总结和发扬。而在思想史上更有意义的是他坚持探索真理的勇气，不受传统权威的束缚，提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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