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章启辉
基本信息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页码：274 页码
·出版日：2001年
·ISBN：7202028174
·条码：9787202028179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王夫之，明代哲学家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衡阳人。
明崇祯十五年（1642）中乡举。清军下湖南，与管嗣裘等于衡山起兵抗击，事败逃亡肇庆，任南明桂王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式耜死，乃隐遁山林。从此，勤奋著述凡四十年。对天文、历法、数学、舆地诸学均有研究，尤精经史、文学。其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黄书》、《读通鉴论》等。邓显鹤等集刊为《船山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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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在2000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2000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日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利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
编辑推荐
本书仔细地勾画了王夫之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生平遭遇，着意地揭示了王夫之卓越的理论成就及其许多发人深省的学术见解，并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深入地分析了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本书是每一位留心传统文化、关心中国未来文化发展趋势的人的有益读本。
目录
第一章 生平与著述
一、家世与家学
二、求学与举业
三、遭逢国变，愤起抗清
四、屏迹居幽，著述以终
第二章 六经责我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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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船山六十四岁，成《说文广义》三卷、《噩梦》一卷。后者同《黄书》，也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其《序》道：“教有本，治有宗，立国有纲，知人有道。”全书主旨就是就他看到的明末清初的实际政治情况提出改革意见，他称之为“因时之极弊而补之，非其至者也”，因为“运天下于一心而行其典礼，其极致不易言也”。虽然事过境迁，却因此可以看到他对于实际事务的精密观察和周详策划。关于此著为何叫《噩梦》，船山解释说：“呜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
次年正月，成《经义》一卷。此书收船山晚年所作科举文字三十九篇，前三十篇题出《学》、《论》、《庸》、《孟》，后九篇题出《易》、《书》、《诗》、《春秋》、《礼记》，统为九经，因此题名《经义》。船山一生与会试无缘，深恶铨法大坏，但因系儒家经典，至晚年也未完全否定科举之业。他说：“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况经义本以引申圣言，非诗赋比者。”并对自己晚年作科举文字解释说：“今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稍有发明及劝戒，不必圣贤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闰月，重订《诗广传》五卷。八月，复病。十一月，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显妣谭太孺人行状》。明年春天，又大病垂危，至七月愈，病中成《俟解》一卷。这是船山的又一部哲学著作。所谓“俟解”，意为待解，“于平情以求效于有志者也”。船山认为：“言至浅，解之良易。”虽然《俟解》着重的是个人修养，看似平易，但其中的哲理十分深刻，有待“志者”来解。十月，船山复病。是年大病，他担心自己活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更加快了整理旧作、写作新著的步骤。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船山六十七岁，成《张子正蒙注》九卷、《楚辞通释》十四卷，并抱病为从游诸子撰《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船山哲学思想，受张载的影响最大。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里说：船山“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渊源，尤在《正蒙》一书”。船山对《正蒙》一书，确实推崇备致，认为“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九渊)、王伯安(守仁)之蕞然者，亦恶能做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并将张载比之孟子：“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堑而履平康之坦道哉!”通过注解《正蒙》，王夫之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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