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强国，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思想家。随着中国日渐崛起，强国战略成为热门话题。惟所需思想家却不曾见识。近日再读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深为折服。窃以为，若论大智慧，把自己设为先发国的揣测者，不可不读斯密、李嘉图；设自己为后发国而想先至者，则不可不读李斯特。
秦王朝崛起前有李斯，德国崛起前有李斯特，美国崛起前有刻在了山上的几个思想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提前数十年想清了可以概括强国战略的那“几张纸”。反之，未有强国战略而强国者，鲜矣。最近，我国东边出现了“使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GNC运动，令美国朝野深感震撼。试问国内有几个“战略家”知道？更不用说对策了。
所以，需要耐心来讨论这个问题。历史经验往往是最好的老师，温故而知新，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为信息强国，也不例外。
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雄才大略的思想家与匠人型学者的区别在于，匠人型学者往往会抓住某种教条，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而雄才大略者的思维，往往站在历史高度，与时俱进。
现在许多匠人型学者都在援引斯密或李嘉图的教条，而当时的李斯特早已洞若观火地指出，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德国需要贸易保护，是因为它处在后发的位置上。李斯特以英美“工业品—原料”贸易为例指出，假设两国贸易中断，“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则足以招致无限损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这与当前美国限制高技术向中国出口的情形很相似)。
世人以为李斯特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以此作为经济学史上的定论。事实上，按照李斯特的理论方法推论，如果斯密是德国人，而李斯特是英国人，他们的贸易主张可能会倒过来。李斯特实际主张的是，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化后发国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收先发国的生产力。“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他举的例子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后发国向先发国并行过程中，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工业(他举的例子是德国和美国，以及法国)。在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已成为先发国的强国，应当再回过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输出本国的制成品。 “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他举的例子是英国)。只不过李斯特所在的德国正好处在第二阶段，他为本国利益说话，所以形成他的理论是保护主义的错觉。
历史主义的特点—与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相通处—是主张XX特色的XX道路。强调系统(普遍真理)与环境(具体国情)的一对一匹配。(例如是否实行自由贸易，要视先发后发而定)。用李斯特的话来说，“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面面俱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有人以为，照搬照抄先发国的成功经验、成功制度，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例如，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拷贝的就是先发国的东西，而且比知识出口国美国还激进。历史经验表明，愿望与实际总是恰好相反。这一点在设计强国战略时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农业化也好，工业化也好，信息化也好，如果一场生产力革命形成的社会新秩序是由战争确定的。利益会体现在战后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中(如雅尔塔协定)。但如果不是由战争而是由贸易形成的，体现利益的秩序就会隐含在先发国制订的游戏规则中。先发国抑制后发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以为这种规则是代表后发国利益的。李斯特举了许多先发国诱骗后发国接受这种规则从而上当的例子。
例如，威廉· 庇特是第一个对《国富论》进行政治性利用的政治家。他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利用法国人缺乏经验和政治眼光，诱使他们赞成伊甸条约。“他说法国生来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其中的“欺骗点”在于：“英国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
李斯特举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读起来非常有意思。例如，英国的斯尔累勋爵欺骗外国成功后，却被本国的贵族“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坎宁如何在理论界的帮助下企图欺骗法国和美国，却被更老于世故的维莱耳识破花招(维莱耳耍弄坎宁说，“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地步”，“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时，他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气得坎宁七窍生烟)；还有英国人想骗美国人，却把自己绕进去了(如赫斯启森)……等等。
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正好处在李斯特说的后发国变强的第一、二阶段的接缝上。在第一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先进生产力，为此不惜给外商以“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还优惠的条件)；第二阶段，将进入战略僵持，李斯特描述的美国作为后发国，成功超越英国的大量招数，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非常值得中国借鉴。读一读李斯特用历史主义眼光进行的英美争雄过程解说，再想想最近中美在思科—华为、高斯—大唐、3G、WLAN上寸土必争的形势，何其相似乃尔。
美国当年化解日不落帝国无边霸权于无形，如果不算独立时的战争，基本可说做到了兵不血刃，和平崛起。我认为，要注意李斯特总结的两点历史经验。一是先发国怎么算计后发国，后发国一定要拆解到位，才谈得上接招。李斯特对英国怎么玩后发国，刻划得入木三分：“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今天，文章不一定是做在自由贸易上，但道理是一样的。比如，我个人认为，我国学界主流对知识产权的战略，完全拆错了招。(正确解招的方法，见英国政府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 二是李斯特说的， “任何大国要获得恒久的独立与富强的保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自己的力量与资源能够获得独立的、全面的发展”。美国并不是强大之后才转向自主的，“美国的独立还刚刚开始，我们就看到它同母国的强大舰队展开了斗争”，美国既在第一阶段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时，做得比别国更好；而且也有过转过第二阶段初期，民族工业两度“濒于毁灭”的教训，因此才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规律。
信息强国战略面对的挑战
今天，中国面对的形势，与历史有相通之处。
纵观历史，每一代强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新的资源基础作为依托。农业强国争夺土地资源，工业强国争夺能源资源，信息强国争夺信息资源。一代强国权力的更替，实质是一代资源控制权的更替。
首先，信息强国的和平崛起，有赖于对信息资源控制权的有效掌握。而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和秩序主张，是与列强对话的先决条件。
在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新一轮财富争夺中，先发国与后发国的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先发国的利益在于维护知识自由贸易，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提高后发国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后发国必须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发展自主技术和产业，鼓励技术应用和信息扩散，降低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
我国现状不能适应向信息强国转变的战略要求。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信息战略定位上。我们需要站在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立场上定位资源战略，而不能将体现先行者利益的战略简单拿过来照搬照抄。否则，只能一步步被纳入先行者设计的秩序之中，失去成为信息强国的战略机遇。
与先发国家倾向把体现自身利益的秩序和规则神圣化的意图相反，后发国家要打破既有秩序，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根据。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既适合先发国家，又适合后发国家的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各国采取何种策略，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实事求是，相机抉择。举例来说，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条件不同，利益角度不同，对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态度及规则主张必然不同。这是正常情况。战略上的大忌，是后发国家超越自身历史阶段，错误地照搬先发国家战略，结果势必加大进入信息社会的门槛，永远跟在别人后边，欲速而不达。
今天，在信息和知识的贸易问题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与当年威廉·庇特一模一样的手法。唯一不同是把工业产品换成了信息产品。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对手戏，能玩到维莱耳水平的战略家确实不多。当然并不是没有，例如英国就没有中美国的“招”。英国1993年《科学技术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力》针对力量对比，改变政策，变自主研发战略为吸收扩散战略。这个政策经过1994年《竞争力：帮助商业取胜》白皮书、1995年《加速前进》白皮书连续肯定，进入到政策操作。化解招数包括强化“商业公司使用大学知识基地的密集度”、“大学与产业界共同承担的R&D”、“产业部门对基础研究的贡献”、“通过物化的R& D流动和专利化知识的市场分布的技术扩散”。毕竟当过老牌强国，有经验，有办法。既不得罪美国，又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挨了一百多年打，现在要做信息强国，要和平崛起，这方面自然需要重新成熟起来。李斯特是这方面的第一号专家。专门指点后发强国的快速超车之道。他的两本世界名著，可以说就是两本“后发先至”手册。既有精深的学术原理，又有系统的各国发家史案例解析，以及后发国与先发国斗智斗勇中的疑难问题拆解。
其次，信息强国战略的实现，核心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
强国要强在生产力上。李斯特作为“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初创者，对此给予特别的强调。其实，自由贸易、贸易保护，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要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李斯特在总结英国何以在纺织业这个自己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可言的弱项上，快速超越有千年历史和优势的法国时，强调的第一、二条分别是：“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李斯特独有的观点，持斯密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并不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生产力”这个概念)。
李斯特解释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因此跨越式发展的秘密就在于，“主动提供对工业的有利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
由此我想到秦统一前李斯写的《谏逐客书》：“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和李斯特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但要做到，并不容易。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软件业人力资源成本较高，希望向后发国家转移。但最近美国的商会却告诫他们的商人，不要到中国来办软件企业。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二板市场等风险投资机制。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环境，哪怕是不作为，在这里起到的也是“逐客”的作用。美国当年赶超英国，可不是这种赶法。我们的学者，现在却还在做着误国的争论。殊不知，和平崛起的机遇，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穿过。
《商业周刊》预言21世纪将有一场李斯特与斯密理论的大辩论，肯定是有感而发。中国人需要读一读李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