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此购买报价¥22.30目录:图书,传记,社会百相,宗教人物,
品牌:管震湖
基本信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7100012287
·条码:978710001228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套装数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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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这部著作首先意欲成为一部马太·利奇(汉名“利玛窦”,以下统译为汉名——译者)神父评传,读者看完这样的一部著作之后,也许会诧异何以不早就写出来呢。确实,早在纪念这位来华传教团的创始人①逝世三百周年以前,经由万达琪神父在1911~1913年的无可比拟的努力,几乎所有的最重要材料皆已发表并予以注释了。然而,事实仍然是:十二年以前我们构想利玛窦神父传记的写作计划时,还没有人着手利用他那些为人熟知的书简和他的《中国札记》,尽管二者早已编辑出版,而且其编辑出版贯穿着极其忠实可靠而又广证博引的精神。对我们那赫赫有名的先驱②,我们在本书中将贯彻始终最充分引述他的原话,这样来力求保持他本
人的精神。同时,我们也竭力补充以现时中国的人和事所实际给予我们的实验。最后,既然不可能忘记:十六世纪播下的福音种子已经成长为我们今日赞美不巳的中国教会巨树,那么,如果说如今的现实足以投射一道光芒,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我们是不会吃惊的。
这部新著也可说无非是三年半以来我们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⑧的继续和最后成果。日后如再加上一篇包括《容提要索引》和系统编排的《检字索引》的《附录》,整体的统一性就更加完嵛了。作为这一系列的引言的,是《在中国的大门口——十六世纪(1514—1588)的传教士》,我们不准备放弃该书中陈述并运用的那些解释事物的原则。若干插曲,原本过于偶然,不便于写入一部传记,却也相当重要,不妨另作研究,我们已另行写成三篇专著:《本托·德·戈埃斯——在西亚的穆斯林中间(1603~1607)》、《二里沟墓地的由来——中国皇帝赐予利玛窦神父的坟茔地(1610—1611)》、《利玛窦神父在科学方面对中国的贡献》。从我们的种种著作中,以及从若干文章(尤其是收入《利玛窦研究》文集中的那些)中,读者均可发现:我们追踪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的足迹时那样激动地全神贯注,是单纯好奇所不能解释的,然而,也请读者公正地判断,确认我们虽然满怀景仰之情,却也无碍于我们批评的坦率,我们写的是利玛窦神父的史述,而不是他的小说,需要的只是真实。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尽最大可能搜集史实,不加更改地加以记录,保存其原来的性质和真正的面貌,务使每位读者阅读这些著作时都能够坚定信念。这样的话,这部记述也许就有了辨惑的价值,虽然它绝非一部辨惑论著。
在我们看来,在华传教的历史并不首先是一场伟大道德观念革命的历史,也不是利玛窦去世已经四五年之后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所引起的无数思考的历史;而主要是一种宗教的历史,亦即这样一种心灵生活的历史:这种心灵生活,固然受过打击,却有了无比广泛的传播,固然完全有神无形,却愈益真实,是史家应该使之永远浮现在眼前的,否则对于自己叙述的情况发展就丝毫也不能理解。关于基督教的扩展,我们无需重建1550年以前的档案,既然毛罗先生的搜集整理早巳极为出色,我们要做的只是予以阐明(《在鄂尔多斯发现的蒙古聂斯脱利派遗迹和远东基督教古代史》)。我们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必须把基督教的扩展结合其时空
来考察:“结合其时间”,这巳经写成一部非常全面的综述《中国智慧和基督教哲学》,“结合其空间”,我们已表达为一部传教学比较研究《中国大群岛的菲利宾列岛——论精神征服远东之尝试(1571—1641)》。这些准备性著作的目的主要在于:方便人们严肃而深刻地理解这一奇迹:复活的人神永生并行动在教会中,从而以恒常的干预,改变着普天下——无论是西方,还是远东的事物天然秩序!
现在,周围的框架既已大体上勾勒清楚,剩下来要做的只是丰富中心形象了。但是,正因为以传教士为使者的宗教一直是与整个人世这种材料密切结合为一体的,宗教引起的反应,其历史记述也就包含着可说是无穷广阔的天地。利玛窦神父自己就早巳说过(1594年12月12日):“如果人们要记述我们经历的形形色色的事态发展,那与其说是研究私人来往函件的问题,不如说是研究史料的问题。”简言之,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是欧洲和远东对比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二者“拥抱”的问题。题材是过于广泛繁杂的,处理起来,假如我们在不胜惊叹之余,未能得识有史可稽的五六干卷有关往昔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的
材料,那么我们早就丧失了勇气;因此,我们并没有方向莫辨,忽东忽西,胡乱论述文明世界两半部之间几近四百年的交流,而是牢牢掌握这些亲密交往的有关证词,而这些证词往往标明了年月日,有时还是亲笔签字的。从此,无论是涉及利玛窦神父的《札记》,还是汤若望神父的自传性《回忆录》,或南怀仁神父的未经发表的《书信集》,更不必说那些《有教育意义的有趣书信集》①的原件,我们都有了足以指引方向走出理解的迷宫的路标。关于这些著作,我们不想讳言,我们曾广泛利用他人的论述,但我们不能不参阅的作者不可胜数,就恕不一一指明出处了。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紧跟利玛窦神父的足迹深入明末中国,确实感觉到即使今日,要研究那个过渡时期,仍要以这位传教士为最佳的向导。汉语史著的那些材料,实际上并不含有我们常见的西方编年史家或回忆录作者常有的披露内情的性质,更何况那个时代遗留的数量盈十万的引人兴趣的书籍,大多已于十八世纪末在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时被毫不容情地销毁了,因为内中带有敌视入侵者满族的词句;而现时“少年中国”②以伤感而又虔诚的心情搜集的书籍数量还不够多,不过数百种吧,但也证实了我们从欧洲来源原已获知的情况,即:利玛窦神父及其直接后继者们的功绩,深深渗透进万历年间和以后继位的几代君主治下举足轻重的东林书院所产生的环境。依据这种种陈迹,我们得以细心注释现在巳可抱着帮助研究者获得新发现的希望,开始掌握的那些材料——无论是得自现成的欧洲档案,或是得自尚未探索的中国藏书。因为这些缘故,我们把这部传记的名字改作含义更广泛得多的一个题目《利玛窦神父和当时的中国社会》。
1937年4月21日
于徐家汇
目录
作者序
引言
第一编在中国社会之外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的片断回忆
第二章罗伯·德·诺比利之前的葡属印度
第三章中国文明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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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在范礼安神父那个广泛而艰巨的纲领的一个方面,年轻的利玛窦神父立即证实了自己能够纯熟掌握:无可置疑,他作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的能力,使他能比罗明坚迅速得多地对中国进行相对而言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至于来华传教团这位倡导者的其他要求,利玛窦则采取非常明智的方针:从理解并消化吸收他的直接先驱罗明坚已经实现的一切入手,只是以后加以修改——经验证明必要的或合宜的修改。这一点是研究利玛窦的大多数史家或多或少忘记了的。他们通常过于简单化,那位先驱有重大贡献的功绩,在以后的确定性成就的光辉照耀下,为他们视而不见,犹如巴西那里的情况:对安谢塔神父夸不绝口的人们很容易忘记诺勃瑞加神父的摸索。恰恰相反,利玛窦本人是在写作中竭力强调自己应该归功于这位勇敢的先驱之处,甚至当他日后不得不改正罗明坚的某些不太成功的做法时,也与人为善,总是以谅解
的态度说明当初促使那位先驱只能那样做的原因。我们也力求采取这种忠实而宽容的态度,叙述利玛窦开始时是如何“踏着罗明坚神父足迹”前进的。
十六世纪传教士的笔下,不断出现天子的中国和凯撒的罗马二者之比较。例如,有位西西里耶稣会士龙华民神父(关于他,我们以后要大量讲述的),1597年12月28日抵达韶州之后,次年10月18日就写信,对在华布道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长篇报告,其中大量采用了郭居静神、父和利玛窦神父本人提供的材料,但也掺杂了许多他自己的评价。他所讲的极为乐观,很令我们惊讶。照他的说法,人们会以为,十六世纪中国的形势比教会初期西方的形势更为有利。关于后一方面,杜谢纳主教写道:
“罗马帝国的形势对于基督教传播既有便利之处,也有障碍。便利之处,应该首推普遍和平、语言统一和思想一致、交通快捷安全。哲学,由于它对古代神话的打击,由于它未能炮制出代替古代神话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得力的助手:教会的教父们谈论异教,就像卢契亚努斯议论它一样。而东方宗教一方面多少助长宗教情绪,使之不致灭绝,另一方面也使它得以等待着福音来振兴。然而,除了便利之外,还有多少障碍啊!罗马帝国迅即进行迫害,多次对基督教展开殊死斗争。希腊哲学的推理精神抓住基督教学说的某些因素,制造出形形色色的异端邪说。至于民间宗教,即使它们在一定形式上保存下宗教崇拜,人们却不可指望它们稍稍有助于打击种种自私的可耻的情欲,而这种情欲在任何民族和任何个人,从来就是拯救灵魂伟大事业的最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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