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李喜所
基本信息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页码：307 页码
·出版日：2003年
·ISBN：7543448157
·条码：9787543448155
·版次：2003-01-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百年家族——梁启超》一书，阐述了梁启超家族百年浮沉的过程，注重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来理解大社会，所谓以一斑可以窥全貌也。着力探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了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味和文化走向，阐述了梁氏家族的文化个性。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梁启超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诗经》，六岁随父习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十岁初赴广州参加童子试，舟途吟诗惊座，得“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结识康有为，弃旧学，拜康有为为师，于万木草堂读书，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再次入京会试，不中。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1896年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0年倡议成立保皇会。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1906年与革命派论战。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有《饮冰室合集》等，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作者简介
李喜所（1946—），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曾被聘为客座教授赴德国明斯特大学讲学，被聘为交换研究员赴日本早稻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前往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士等国进行学术访问。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谭嗣同评传》、《梁启超传》（合著）等十三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目前，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留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胡志刚（1972—），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天津城市建设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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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人在特定的家族和家庭中生活。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人、家庭、社会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过，家庭和社会可以制约人，人却没有选择父母、家庭、社会或时代的自由。所以，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只能在家庭和社会交织的网络中进行，可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有感于此，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但“网罗”永远是冲不破的，彻底冲破了，人也犹如无本之木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人是活的，有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能动地、有限度地改变家庭乃至社会。在看到社会、家庭对人有制约的一面的时候，还应看到人对家庭、社会也有改造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网罗”中生活，又给“网罗”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时代。世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家族，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幸福和痛苦，各有各的“难念的经”。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本书在阐述梁启超家族浮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了两点：一是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来理解大社会，妥善处理全貌和一斑的关系；二是着力研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味和文化走向，也就是注重了梁氏家族文化个性的表述。
梁启超特别善于捕捉时代的脉搏，时代也往往偏爱像梁任公这样跟着它走的人们。一般来讲，近代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现代化是时代的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梁启超则对现代社会情有独钟，其主要的活动几乎都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连在了一起。早年即跟随康有为搞改革，后又办学、办报、开民智、参政议政，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奔波了一生。梁启超的家庭也在潮流的裹挟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南国衣食有余的普通农家一跃变成了著名的新知识家庭。他可以在天津建造一座洋房，起名“饮冰室”，还能在北戴河买一个小别墅，夏天带全家在那里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子梁思成，40年代在美国讲学，回国时还带了一辆小汽车。这在那时的中国是十分令人惊羡的。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成婚的时候，娶的是乡间良家女子，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启超的夫人则是晚清官僚李端菜的妹妹，是地道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到梁思成成家的时候，婚配的是气质超群的文化名人林徽因。梁启超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一同赴美读大学、在加拿大的婚礼、往欧洲旅游度蜜月。现代气息在梁家是越来越浓了。梁启超的走向现代，以及其家庭在现代制约下折射出的新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时代与家庭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在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只能在正确处理中西和古今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生。梁启超恰好在这方面用心最力，成果也最多，是近代构建新文化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中西文化“结婚”，并结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极为“新潮”。在近代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梁任公功不可没。同时，他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尤其善于以全新的现代理念去诠释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对旧文化赋予新意义。在家庭中，他也以这种文化理念去教育子女、处理问题。其子女虽然多出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梁启超总是不失时机地为他们补上中国古典文化这一课。所以其子女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大都表现出中西文化兼通的与众不同的一面。从梁启超的家庭文化中，可以切实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更能够追寻到颇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还会提炼出一种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后再合理升华的新的文化因子，感悟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新特点。
李喜所
200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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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家族——梁启超》一书，阐述了梁启超家族百年浮沉的过程，注重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来理解大社会，所谓以一斑可以窥全貌也。着力探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了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味和文化走向，阐述了梁氏家族的文化个性。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梁启超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诗经》，六岁随父习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十岁初赴广州参加童子试，舟途吟诗惊座，得“神童”之誉。十二岁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结识康有为，弃旧学，拜康有为为师，于万木草堂读书，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再次入京会试，不中。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1896年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0年倡议成立保皇会。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1906年与革命派论战。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有《饮冰室合集》等，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目录
百年一梦——解读梁家
百年梁家
似梦非梦
探源——南国飞出个金凤凰
家乡风情
家世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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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梁启超的一生，有不少事是颇具戏剧色彩，好像做梦一样的。他拜师康有为，一夜间使他成了无人不晓的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又一转眼成为政治犯，亡命天津，乘日本人的小船从海河逃跑，追兵已将他的船包围，抓他真是小菜一碟，但追者又去请示上级，延误时机，使他得以顺利地登上了日本轮船。梁启超到日本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有严重的政治分歧，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但他却无法料及，恰是他反对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这究竟是报应，还是做梦?归国后，他认定袁世凯是“强者”，与袁政治上相互配合，希望通过袁实现他大半生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但拥戴的却是一个大独裁者，不得不九死一生，挥泪反袁。历史又和梁启超开了一个大玩笑。梁启超是最早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却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历史又出乎其料地宣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的子女中出现了梁思成、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四位共产党员，思懿和思宁曾为革命的胜利赴汤蹈火，出生人死。对梁启超来讲，这无疑是做了一个恶梦!梁启超一生讲自由，当他在海外遇到了自己倾心相爱的妙龄女子时，还是不敢爱，忍痛割掉了。日久天长，他却爱上了其夫人带来的小保姆，并将其认作他的第二位夫人。梁启超似乎又被“命运”所作弄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启超因病住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协和医院之后，由院长主刀为其手术，由于将x光片子看错了，他有病的肾没有割掉，反而把好肾给割掉了，梁启超因手术失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又是天意乎，人为乎?其子梁思成，一生不大关心政治，好像他关心的就是中国的古建筑和设计新建筑，除了建筑，还是建筑；但政治却异乎寻常地关心他。50年代批判他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不知写过多少检查，最后经受不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亲切关怀”，在郁闷中去世。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才貌双全，聪明绝顶，但和梁思成结婚不久就一直有病。是生活条件不好吗?不是。是她不懂养生之道吗?非也。是没有长寿的遗传基因吗?也不好讲。她的母亲在她1954年去世后，还活了二十余年。人称“红颜薄命”，这种毫无道理的话，似乎用来阐释林徽因比较能讲得通。不过，这里所举的梁氏家族的一些较特殊的现象，还是用梁启超的话来加以概括最好。1925年7月10日，他在给大女儿的信中讲到对人生的体验时称：“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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