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对中国科技企业(例如方正、联想)的一种“幻象”的尖锐批评同“当代毕?”王选教授(方正的创始人)的突然去世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对应：这似乎让人感觉到中国高科技无非是一场凄风苦雨。
实际上，我国近5年来的科技发展水平，尤其是S&E(science and engineering)方面也许是最好的5年。但是我们的眼睛太关注于我们的企业处于科技食物链的底端(手机行业)，我们缺乏足够份量的英雄式的人才(至今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得主)，我们的R&D投入占GDP的比值还需要提高(我国政府已经决定在2020年必须把这个比例提高到2.5%，这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拿我国和美国进行一个简单的趋势性比较。2000年之前，美国的确巨牛无比。人口仅占世界的5%，但R&D费用是世界的40%，搜索世界一流S&E方面刊物的文章，美国人占了35%，美国人的成就是建立在二战以后收罗废墟欧洲的智力精英的基础上，并且那时候前苏联将自己的科学定位在军事领域忽略了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人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庞大的国民科学智力空白。
但是近5年来，一种世界性的分散化或者叫“去中心化”的科技资源格局重新分配的趋势非常明显。美国人的本土科学人才比例在下降，例如S&E方面的博士从过去的71%下降到目前的36%(留学来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即使这样，在这个下降过程中本土人才中的外国裔比例飞速上升，从过去的23%上升到39%。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由于科技企业的外包和生产转移，导致了美国本土S&E人才的收入呈现恶化趋势，而这些土著人对收入变动又异常敏感。2003年以后美国的S&E本科以上学生的失业率都一直维持在6.2%以上的水平，远远高于过去的5%的水平。世界性的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导致了美国人投身在科技制造型领域上的竞争度加大受益变小，而投身到体制优势型领域(例如金融、法律和营销管理)上的受益增加。这从美国近5年来的本土学生选取专业的偏好可以一览无余。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竞争中，中国无疑是优胜者，不可避免伴随着中国在S&E方面的人才增加。尽管中国有“博士大跃进”嫌疑，博士的质量存在严重的下滑，但就S&E方面的博士水平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在2003年有13000名博士毕业，S&E方面的博士大约占到了70%，根据这个速度，在2010年中国的S&E方面的博士人才将超越美国。
再以学术期刊的竞争而言，近5年是中国S&E方面最出色的5年。以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杂志而言，美国人在该杂志的发表率从1988年的38%下降到2005年的31%(化学方面最明显，从73%下降到40%)，而本土中国人的发表率是增长最快的之一。
就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来说，我们的确没有一个非常顶尖的技术性企业(华为也不属于，华为是在技术层次和成本优势结合得比较好的公司)，但是，企业用国别的方式比较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企业是一个财务组合，当我们购买了爱立信等企业的股权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整体竞争力大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厉害的高科技企业(例如思科的研发方面的主体是中国人，思科的CEO甚至说，思科是一个中国企业)中R&D的主体人群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所以我们要杜绝一种纯企业性质的国家竞争力比较，而是选用更符合科学惯例的“自然人国别比较方法”。我们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再用一种过分的自卑来看待自己。郎咸平用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来证明他的观点本身就值得商榷。外国人制造了大量的排名垃圾，比如关于中国在自由经济体系里的排名出奇的低下。名次靠前的竟然是瑞典这样的福利型GDP零增长的国家(大量的管制和工会势力)。众所周知，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向自由经济转轨的国家。
恰如其分地面对自己的缺点，拒绝貌似忧国的激进言论，是一个伟大国家需要温和而诚实地面对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