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赵毅衡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页码：227 页码
·出版日：2001年
·ISBN：753212083X
·条码：9787532120833
·版次：2001-01-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收集中国学人在海外的文学批评文字与文化研究成果。文丛作者大都原是国内知名评论家，近二十年来到海外游学。由于身份，对象和语言的缘故，他们在海外学院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基本属于“边缘学科”。然而，当他们在海外获得学位取得教职或频繁越界旅行以后，他们的批评文字在国内学术界又成为一种“边缘的声音”。边缘其实可以或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话语。艾德华·萨依德也希望知识分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但对于“边缘批评文丛”的作者们来说，边缘与其说是自觉追求，不如说是某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学术处境。边缘所标示的，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空间位置，而批评者在中心与中心的夹缝间的游走穿梭。边缘作者挪用种种来历混杂的理论策略，调整组织自己的文本经验，应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情境……
作者简介
赵毅衡，男，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席，兼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新批评》、《远游的诗神》、《符号学导论》、《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引论》、《西出洋关》等。还出版了小说集《居士林的阿运沙》和英文著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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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所收的十多篇论文，大部分选自我90年代发表的论文。内容虽然各异，却围绕着两个主题：中国文化的分层结构与相互逆反，以及在这种动态结构中文化批判的作用。最后一部分尝试说明形式批评如何发展成文化批判。
（一）
文化批判不是进口品，文化批判理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哈贝玛斯、伯明翰学派等等——却是来自西方，至少至今中国尚无严整的文化批判理论，虽然文化
批判已经被许多中国学者宣判为过时，已经并非中国之需。这是中国20世纪知识界的通病——他们对任何理论的耐心都太短，就像一个好时髦的女孩子那样“不甘落后”，追求新款式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不需要批判。文化的运行靠全民认同的价值，一旦真正认同，价值就死成形，文化就无法演化。因此，总需要有人提出价值演变的可能。但是，对现行价值的不满，本身并不就是文化批判。本文的目的，就是给文化批判提出一个理想标准。这个标准可能过高，任何文化批判实践者都不可能达到。尽管如此，这样一个标准还是有用的。
严格说，文化批判只是一个现代现象。在西方，是启蒙运动之后，即“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体制性主流之后，知识界对现代文化的反思运动。但是，把文化批判看成从西方引人的思想方式，或是把文化批判等同于“西式”自由主义，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在中国，文化批判经常与启蒙二位一体，不能与西方的情况相比附。
体制是文化批判的他者，也是文化批判的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对体制的批评都是文化批判。文化批判自身看来有以下三个标准：
首先，文化批判的对象不是体制本身的运作，而是批评体制借以立足的文化规范：朱熹批评皇帝模范汉高祖、唐太宗“假仁借义行其私”。批评虽尖利，实为“循规范批评”；与司马光批孟子“君轻民贵”论是“以德抗爵”听来正好相反，实质上一样是顺应理论，以现行道德指斥前人，训诫今人，文化批判是对规范的超越，对规范的批评。
文化批判也不是指斥规范的弊病，而是对规范作形而上的思辨。也就是说，虽然批判不是象牙塔中的玄思，它是社会性的，却又是非实践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是批判者个人的事（例如陈独秀实践“离开书房就进牢房”的誓言），但此种实践已不是文化批判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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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收集中国学人在海外的文学批评文字与文化研究成果。文丛作者大都原是国内知名评论家，近二十年来到海外游学。由于身份，对象和语言的缘故，他们在海外学院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基本属于“边缘学科”。然而，当他们在海外获得学位取得教职或频繁越界旅行以后，他们的批评文字在国内学术界又成为一种“边缘的声音”。边缘其实可以或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话语。艾德华·萨依德也希望知识分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但对于“边缘批评文丛”的作者们来说，边缘与其说是自觉追求，不如说是某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学术处境。边缘所标示的，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空间位置，而批评者在中心与中心的夹缝间的游走穿梭。边缘作者挪用种种来历混杂的理论策略，调整组织自己的文本经验，应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情境……
目录
前言 批判之批判：追寻真正的文化批判
一 文化/文本分层，雅与俗
礼教下延，色情上升：中国文化的“分层/逆反”机制
无邪的伪善：俗文学的道德悖论
重读《红旗歌谣》：全民俗文化可能吗
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看更多目录]
文摘
书摘
关于文化的分层控制机制，很多学者都搞不清楚。范文澜的力作《中国通史简编》，从历代正史稗史上拣出无数例子，证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之荒淫无耻”。殊不知这种记载本身，就证明规范在上层一般说来尚在遵行。
江晓原先生近年出版观点大胆的著作《性在古代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索》，此书辟有专章，题为“上层社会一贯置礼教于不顾”。材料自然很丰富，史籍中此类记载数量极大，只须重抄旧书而已。奇怪的是，江晓原似乎明白这标题之无稽。他在某一处说：“防淫的需求一开始就只是针对贵族提出的，因为只有贵族们的淫乱才有可能危及封建社会秩序。“男女大防之礼教对下层群众没有多少束缚作用”（第141页）。
江晓原的两个声明互相矛盾，而且都绝对化了。中国上层社会并非“一贯”置礼教于不顾，礼教对下层社会也并非“没有多少束缚作用”。不然传统中国社会将不成其一个文明社会。
于是我们碰到了本文将讨论的关键问题：中国究竟为么是一个礼教社会？
一般的看法是：宋以后理学兴起，礼教窒息了中国社会。
理学没有新创一套礼教，理学只是给儒家礼教一套新的哲学辩护，它实际上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不仅使其控制力加强，而且使其控制力量下移，尊崇礼教的范围渐渐扩大。
在作详细讨论之前，我们可以指出两个相关现象。一是理学重新确立孟子学派的优势。孟子学派与荀子学派的对比，很有点类似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比。天主教仪式要求严格，牧师不准结婚，对离婚、堕胎等不予变通。天主教民族（南欧、南美、菲律宾等）反是性关系最松宽。新教讲变通，重心诚，减仪式，牧师可结婚，近来英国让女性成为牧师。但新教民族（西北欧、美国东部），却是欧美性关系较严谨的国家。
孟子多次谈到男女之大防，但注重的却是变通如何依据规范。著名的（梁惠王篇），对梁惠王的劝戒，是“王如王色，与百姓同之”。与淳于髡的辩论，孟子强调“权”（权变）与“礼”的关系。孟子强调的是修身养性，而不是外加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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