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王国祥
基本信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7563340149
·条码：9787563340149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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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园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这些名人大都是学
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莘学子共同创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13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21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
目录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网罗百家 →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导“四育”
→革新史学 →贯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团
→建学生军 →创道德会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完善工程教育 →引导留学观念 →延揽中外大师 →注重发展“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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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国外接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认为弄不好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对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就职后，他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他到校后锐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为评议员。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拥有很大的权力，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科的废立，有权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负责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科门类主持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定、教授法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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