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何炳棣
基本信息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408 页码
·出版日：2000年
·ISBN：7108014599
·条码：9787108014597
·版次：2000年11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中国明清以来6个世纪人口的发展一直是从事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的学者及思考中国人口与历史、中央地方政权体制运作、人口与土地诸问题的读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何炳棣先生关于上述问题的精彩论术无疑使本书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何氏之前，从未有一位学者通过追溯人口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来现解分析已有的人口数据，并对移民、地区经济开发。农作物改善、赋税制度、土地使用权、自然灾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做出透彻细致的分析。该书在学术研究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庸置颖的，而其中对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视解仍可启发当代人对中国发展的思考。
作者简介
何炳棣，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44年考取庚子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于1952年获颁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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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到处都承认中国的人口不仅是个国内问题，而且是一个球性的问题，因而对中国人口增长的事实与过程的兴趣已不限人口统计学家和远东问题的专家。
在中国人口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段的重要性比从1650年(清顺治七年)至1850年(道光三十年)这两个世纪更大了。在异常有利的物质条件和清初统治者的“开明专制”治理人口激增，到1850年可能已达4亿3千万。结果是到18世纪末，中国的资源已变得极其窘迫，以至经济陷入了当代学者所熟知的困境。
尽管中国和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问题已有多种研究，但很方面依然模糊不清。正如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AlexanderCarr-Saundess)所指出的：困难并不在于缺乏人口数据，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数据。从1952年以来，我主要致力于通过追溯若干人口术语与制度内涵的演变来理解已有的清初数据，这吏我上溯到1368年(明洪武元年)。在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方志作抽样研究的过程中，我又进—步对各种必然影响人口发展的多种因素作了研究。在1954年9月，这一研究的初稿、即有关1368—1850年期间的研究被列入哈佛——燕京专刊出版计划。在哈佛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计划的资助和鼓励下，现已将此项研究扩展到1953年人口普查阶段。
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不同类型的人口数据的性质，并试图对在近代早期和近代中国人口为什么能够增长提出初步的历史解释。因而本书基本上仍是一篇制度和经济史论文，而且并不企望它是人口统计分析。这方面的人口学技术性的论文自应由人口专家来撰写。 '
在准备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多年来得益于与许多师友的研讨和协作。哥伦比业大学的何廉教授和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对早期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我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哈里·B·霍索恩教授经常相互切磋，唐姆斯·O·圣克莱索贝尔在关于中国1953年人口普查的重要俄文资料方面给予帮助，尼尔·哈罗先生保证了一些必须的研究资料；哥伦比亚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霍华德·林顿先生和查理德·霍华德先生、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裘开明博十及其馆员、国会图书馆东方邡吴光清博十和工思保先生都给予可贵的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致谢，我尤其应感谢裘博亡在五年多时间里提供的人量馆际借阅， I
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和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哈佛大学研撰的瞿同祖先牛经常为我查考、有时甚至抄录不少这项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杨先生以其渊博的中国经济史知识来满足我的要求。昔日同窗王德昭教授适自东方来哈佛作访问学者，帮我查阅了数百种19、10世纪的方志，使我对1850年后的资料也能像对此时期前的资料一样，作广泛的查考，这对第七章地区间的移民贡献尤大，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极其零散，至今还鲜为人知。对这些旧友的感激之情我将永志不忘。
我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清华教学与研究基金会和哈佛大学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计划的连续资助，使我有五个夏天能在美国东部从事研究。
但我最应感谢的是贤妻邵景洛，没有她的自我牺牲，这项研究是决不可能进行的。
何炳棣
1957年8月于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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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要寻求解决的良策，考察问题的源流是必要的。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先生1959年写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就明清以来六个世纪的中国人口问题做了精彩论述。本书原名《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先生对本书予以很高评价。
目录
前言 何炳棣
序 费正清
上卷
官方人中记录
第1章 明代人口数据的实质
第2章 丁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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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自乾隆六年到四十年间（1741—1775），最严重的户口隐漏发生在湖北省的某些县里。这些县里是否已建立保甲登记根本就十分可疑，即使已建立，恐怕登记的方法仍是遵循编审了额的旧习。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来，这些县每年上报的丁数仅有微小的增加，已经成为惯例。到乾隆四十年（1775），连皇帝都已了解湖北一县已连续多年每年上报增加8人。有些湖北县份连续每年呈报人口仅增加5至20人。直到大批的漏报被揭露后，皇帝才决定对全国的保甲户口登记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早在1927年底以前，内政部取代了1906—1927年的内务部，通知各省民政部门筹备统计全国人口。 1928年颁发了新的普查表格并两次训令各省命县政府推行这项任务。但直到1928年底，仅十六省上报；到1931年夏还有十二省未报。内政部的第一个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主要是估计出来的，然后经过统计处和政府部门外的专家修正调低而成的①。
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口数字在国内外曾被广泛引用，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但就目前所知，还没有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口登记机构作过研究。这一机构远比内政部1927—1928年所提及的复杂。第一步，如果某县有警察局的话，县政府奉命在警察局协助之下调查地方人口数目，所以警察局是人口普查机构之一。第二步，1928年的法令规定：为了准备实行孙中山的理想之一的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各县应划分为若干单位，如乡、村、闾和邻。在这些县以下的单位的首长一经选出之后即应负责进行人口统计②。第三步，内政部于1927年7月又命令在各县创设和扩建保安队。保安队虽不直接负责人口普查，但特别注重统计20至45岁的成年男子③。最后一步，1902年已废除的保甲制又引起决心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的注意。保甲制度于1934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恢复之前，先已在一些特别多事的地区重建起来。1934年后，保甲机构又变成了全国惟一的人口登记机构。
国民政府初期，比1902年刚建立不像样子的警察制度已有相当的改善，但由于经费不足，更由于南京政府政策的根本转变，改善并不很大。 1932年用于中国本部各省警察的拨款总数是2，600万元，但到1934年保甲系统依法恢复时，拨款锐减至1，600万元。到1934年，中国本部只有四省的警察预算超过200万元，十省的预算不足50万元。像四川这样一个辖境辽阔、人口稠密的省份，警察部门的拨款仅31，604元①。到1935年为止，全国仅有警官学校毕业生2，751人，警察训练班毕业生29，295人①。警察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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