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徐宗勉
基本信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7801900626
·条码：9787801900623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这本收录了黎澍遗稿的集子，有利于思想解放，要了解和研究黎澍是非读不可的。
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不见于黎澍已出版的文集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写于1978年以后，半数以上未曾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当时还属于“犯忌”一类，难以被报刊采纳；也有的本是在内部讲的意见，一时还不宜或不需要对外露布。这两类文字所议论的多是相当重要甚或相当尖锐的问题，对研究黎澍思想尤具价值。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192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肄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1937-1949年间，任《观察日报》、《开明日报》总编辑，国际新闻社经理，《华西晚报》主笔，《文萃》周刊主编，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华商报》编辑。1950-1988年间，任中宣部报纸处、出版处处长、资料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政治及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再思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自选集》、《早岁》等。
黎澍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一生执着追求真理，为发展 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奔走呼号，贡献甚伟。黎澍去世已经15年了，但学术理论界对其生平、思想的研究却方兴未艾。集中所收录的文字,大多是第一次发表的，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有些议论相当重要甚或相当尖锐。
读者对象：文学、史学专业师生，理论宣传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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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 锐
这本收录了黎澍遗稿的集子，有利于思想解放，要了解和研究黎澍是非读不可的。
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不见于黎澍已出版的文集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写于1978年以后，半数以上未曾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当时还属于“犯忌”一类，难以被报刊采纳；也有的本是在内部讲的意见，一时还不宜或不需要对外露布。这两类文字所议论的多是相当重要甚或相当尖锐的问题，对研究黎澍思想尤具价值。
黎澍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的思想极为活跃，对现实、对历史、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他已痛感有必要对自己以往的认识来一次再认识。1984年，他以“再思”命名自己的文集，意即在此。
不过黎澍自己并不认为他的认识已是到“底”了。他当年为他的文集取名时有意不用“反思”而用“再思”，就是为避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认识已经完成，真理
完全在握了。《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说得很明白：
“再思”也只能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讲的不是作者假作谦虚的套话，而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实际过程。就此而言，黎澍确实掌握了认识的规律，他由自己的切身体会，才能做到不折不扣地“破除迷信”。
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凡是愿意思考、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不免要回过头来，对自己原先相信甚至是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一番审视，从中得出某种新的认识。能够做这种反思的人当然不少，但黎澍的反思与众不同，要深刻、彻底得多。他思想的锋芒所指，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问题或某条理论公式，而是触及指导、规范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理论原则和规章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他于1988年9月曾说，他在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两件事：“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何以要“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严重存在，习惯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只是奉命批判、否定资本主义而不知其他，以为
这就是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之所以至今还是思想政治上的一大工程，不仅是惟上命是从、还在继续造神的旧习难改，根于还在教条主义，即以简单的方法生搬硬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所以，黎澍在1988年11月为其《自选集》写的序中又说，他的这本书的“要义”，“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
提出了什么问题?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是重要的一个；“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个。如果天假以年，相信黎澍一定还会提出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使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伪科学原形毕露。
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就在提出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
拘同时，黎澍还说了以下一些话：
建国以来我们把那些根本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认识、观念、理论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丝毫不可更改的圭臬，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觉得无隙可破。但是这些认识、观念、理论给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至今还没有人做过细致的研究。
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或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那些失去真理性、不适于中国国情的结论、观点，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越是固止不动的，就越说明潜积着异己的力量。(《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未定稿》1989年第3期)
试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除了黎澍，还有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发表过这样振聋发聩的议论，做到如此彻底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呢!
这本文集也收录了很少几篇写于建国初期的文章。从这些旧作中可以看到，黎澍以往确为他自己所说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宣传者”，在思想、观点上也有着同别人一样的局限。
但同时这些文章显露出重视事实、尊重历史真实和不尚空谈的风格。文如其人。尊重事实，不说假话，不说套话，不悖良知，可以说是黎澍的本性。就是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统治下，他的这种本性虽受到压制，仍时时表露出来，以致为自己招来种种灾祸。
……
目录
序 言 李 锐
中国自古无言论自由
五四运动
1905年俄国革命和中国
揭露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即是揭露苏修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沙俄的对外扩张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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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这个报告的发表使中国人对和平会议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
在和平会议开会以前，倡导新文化运动和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和资产阶级一致的。陈独秀在1918年12月2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还认为大战的结果是所谓“公理战胜了强权”，“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了1919年5月初，陈独秀的言论便完全转变了。他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每周评论》第20期)。
“直接解决”是中国人从十月革命得到的最有力的启示。由于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的失败，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学生们更加认清了这个真理，懂得只有依靠自己
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这个真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点也没有因为美国在和平会议上暴露了它的狰狞面目而放弃对它的依赖心理。他们反对日本的侵略和亲日派的卖国政策。然而他们认为只有美国的支持才能使他们有力量进行这种反对。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中国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在于代替亲日派组织内阁，以便凭借美国的投资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在这里，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分歧。但是他们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夕的状况。
《历史人物》杂志是几位青年历史学家倡议创办的。他们办这个杂志，为历史学界吹进一缕清风，非常值得欢迎。我相信他们将得到社会的支持。
我国历史学有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重新认识的问题很多。首先要从传统的陈腐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破除看待历史人物的陈腐观念即其一端。
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所以人们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向来持实用主义态度，而不取历史主义。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盛行按照主观需要歪曲历史。历史人物只分好人和坏人两种。现在改了，叫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其实无非是用新造语言表达出来的旧观念罢了。这种旧观念来源甚古，大概孔夫子以前已经很流行了。《论语·子张》篇：“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那时“恶居下流”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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